文学创作，如何以人民为中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的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使现实主义文学释放出耀眼的艺术光辉。

回望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会发现，在文学多样化的发展中，现实主义文学仍是最为强劲的一脉，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或富含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较高，许多作品都堪为这一时期卓具代表性的文学经典。

从写作手法到内在精神，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创作实处，化为艺术成果，这应该是现实主义文学所以经久不衰，现实主义潮流所以奔流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方面，文学创作需要以新追求新探索发挥现实主义文学的功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文艺领域，对于怎样认识新的现实，如何把握新的生活等，有一个认识与探索的过程。从小说来看，现实主义创作在上世纪50年代，就以不同的特点与取向，在观照生活和表现生活上体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如表现农村新生活、农民新人物的马烽《结婚》、谷峪《新事新办》、康濯《春种秋收》等；描写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宗璞《红豆》、丰村《美丽》、邓友梅《在悬崖上》、陆文夫《小巷深处》等。引起人们更大关注的，是1956年后伴随“写真实”“现实主义深化”问题的讨论，王蒙、李国文等人相继写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选》等作品。

现实主义文学一方面体现文学创作中的新追求与新探索，一方面又起着克服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之后，一些熟悉农村生活的作家，相继写出在表现农村新生活上卓有新意的作品，如王汶石《风雪之夜》《新结识的伙伴》、李准《李双双》、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锻炼锻炼》、西戎《灯芯绒》《赖大嫂》等。这些作品在表现农村基层干部求真务实、农村先进分子积极向上的同时，还提醒人们充分认识农村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与农民观念改变的艰巨性。应当说，在紧贴生活现实的写作中提出应予注意和解决的问题，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功用与责任所在。

另一方面，文学创作需要向着生活回归并深入探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大潮影响下和文学自身创新求变的推动下，创作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新时期。小说创作体现出回归生活现实、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定努力，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更重视表达人的真情实感，更注重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揭示人在一定社会氛围里的处境与命运。如果说这种写法比较偏于对现实主义手法的继承与发展的话，那么八九十年代的一些作品，逐渐进入到发现人、尊重人乃至关注人的内在精神层面，使文化心理的揭示、民族灵魂的发现，与现实主义精神相随相伴，使现实主义走向纵深。这种体现现实主义精神深度的写作，在中短篇小说中莫言、铁凝、王安忆等人的写作卓有代表性，而在长篇小说领域的重要收获，则有张炜、陈忠实、阿来等人的创作。

在坚持现实主义写作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路遥《平凡的世界》。这个作品写作与发表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界追新求异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但路遥没有任何犹疑，他毅然选择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精心描写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的青春成长与人生打拼，由此表现改革开放给农村青年带来的命运转机。由于作品做到为平凡人造影，为奋进者扬帆，出版之后广受好评，累计印数超过1700万套，在当代小说作品中名列前茅。《平凡的世界》持续热销，体现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课题，那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现实主义，包括它的自身内涵、外延与意义，也包括它与中国文学的密切缘结，与中国读者的内在联系。

现实主义文学，起点是现实主义手法，要点是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创作对人的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命运的关注。现实主义精神里有一个内核，那就是人民性。把人民真的放在心中，人民是历史的主角，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创作中要以人民作为主角，以人民为对象，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并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事实上，从作品的阅读感受与传播影响上看，在同行中更受好评、在读者中更受欢迎、在社会上更有影响的，也主要是那些眼里有人民、心里有人民的作品。从写作手法到内在精神，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创作实处，化为艺术成果，这应该是现实主义文学所以经久不衰，现实主义潮流所以奔流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

（来源：安亭镇 朱年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