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图书馆如何让视障者也能像普通人一样“读”书？

一部普通人阅读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仅上下两册，而盲文版呢？用牛皮纸做成大书，有厚厚16册；录成有声读物则需用45盒磁带，每盒能听一小时。“一台4G容量的听书机，大概能拷进十几本书。”上海图书馆馆员周琰说。疫情期间，如何更好地为视障读者服务？

“盲包”还受欢迎吗

上海图书馆的视障阅览区设于2001年，当时只是普通阅览室里的几张座位。

2002年，上图与市残联、市邮政局合作推出“视障读者免费邮寄外借”服务。只要一个电话，盲文图书和有声读物就能送到视障读者手中。2010年又推出“阳光听书郎”免费外借服务。目前，在上海图书馆注册的视障读者有1000多位，活跃的有三四百位。

数字资源越来越丰富，听书类App（应用程序）层出不穷，“盲包”还像过去那样受欢迎吗？

视障者王臻给记者打了个比方。“一间你熟悉的房间，东西如何摆放，闭着眼都能找到；一旦调整了格局，更换了位置，不要说盲人，连普通人都要费劲找一找。”视障者要使用听书类App，前提是网站经过无障碍处理。即便如此，一旦网站调整了分类、分区，对很多视障者来说，就可能无从下手。

生于1977年的王臻是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硕士，罹患“视网膜色素变性”让他在32岁时成了盲人。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后，王臻先是在浦东图书馆视障者计算机培训班学习，后来成为培训班的老师。上海图书馆视障阅览室也是无障碍计算机操作培训班的开班场所。王臻和他的两位助教都是视障者。疫情前，无障碍计算机培训班一周一堂课，从下午1时上到4时，初级8周、中级10周。智能手机应用广了，又开出手机应用培训班。“他们真的很厉害。很多人上课前连键盘都没摸过，一期培训班结束，就能打字了。”上海图书馆馆员陆静铭说。

有声资源厂商太少

1996年搬迁至淮海中路馆舍的上海图书馆虽有无障碍规划，但算不上完善。上图读者服务中心副主任谢影坦言，开始为包括视障群体在内的残障读者服务后，才发现建筑设计的不周全之处。“比如无障碍通道有直角弯、无障碍洗手间离阅览室太远……有一年，一个相关国际会议在馆里开，种种障碍都暴露了出来。”

近年来，上海公共图书馆建设不断前行，新建、改建的图书馆大多设立了无障碍阅读区。明年即将开馆的上图东馆规划了100多平方米“无障碍阅览区”。有听障亲属的陆静铭会手语，这也是为东馆开展大范围的无障碍服务所作的人才储备。

“有个女孩要借有声资源，都是热播网剧的小说原著。除了《庆余年》，其他都没找到。”这是最近让陆静铭颇感沮丧的一件事。“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谢影总结，“资源厂商太少，图书馆往往想买都买不到。”相比普通书籍，盲文书籍受众小且生产成本高，每年出版的盲文书刊只有约150余种，且内容基本只涉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文学和中医推拿等几个方面。出于版权限制，有声读物的制作在数量和种类上也比较局限。

科技的力量，或许能让善意走得更远。在王臻看来，除了出行无障碍，盲人渴求的更是信息无障碍，“专业类图书资源制作盲文版成本太高，录制有声版市场回报有限。但现在已经有了相关工具和软件，只要有原始电子文档，视障者也能像普通人一样‘读’书。在版权方面，能不能有豁免条款，对视障群体实现有限开放？”他还提到，欧洲一些国家有相关法规，进入政府采购目录的产品必须提供无障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