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為什麼能在上海成功？

2015年的黃崢，肯定答不上來。剛做出“拼好貨”的他，每天研究的都是獼猴桃、哈密瓜的品種，絞盡腦汁地優化水果SKU。

2012年的劉偉，也答不上來。剛搬出交大宿舍的他，第一款游戲《FlyMe2TheMoon》銷量平平。一起創業的兄弟以1.3萬元的價格轉讓了13%的股權，離開了這個前途未卜的微型工作室。

再往前推20年，如果問1992年的郭廣昌，他壓根沒空回答。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社會上掀起“下海經商”的熱潮。郭廣昌下了決心，辭去穩定的教職，揣著湊來的幾萬塊錢開了家信息咨詢公司，每天騎著自行車滿大街發問卷。

但在拼多多、米哈游、復星都成了現象級企業的今天，再問他們同樣的問題，會得到很多被親身印証過的答案：龐大的市場、海量的場景、雄厚的工業實力、豐沛的人才儲備、對接全球的快捷通道、講求契約精神的政府和市場、基本符合宏觀一致性的穩定營商環境……

這些優勢，讓上海成為企業最好的“增幅器”。從全局的分工合作來看，上海始終能牢牢佔據一個關鍵縱向環節。

因此，民營企業家們有句話：到上海，下更深的海，出更遠的海。黃崢、劉偉、郭廣昌之外，那些不在上海起家的民企，在它們發展的某個階段，或早或晚也都要來到上海，做一次“升級版的再創業”。遠的有和復星同時期起步的均瑤，在上海發展出五大業務板塊，旗下有吉祥航空等4家A股上市公司﹔近的有美團、阿裡等一眾曾被認為上海“錯過”的互聯網企業——這就不用多說了。

可以說，民營經濟要發展壯大，上海是一個繞不開、不會錯的好選擇。

上海也離不開民營經濟。2024年，上海規上民企工業總產值同比增長4%，增速較全市工業高出3.3個百分點。全市進出口總額民企貢獻了33.7%。科創方面，民企在高新技術企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及國家級“小巨人”企業中的佔比更是高達80%。

外界對上海的印象仍停留在：國企強、外企多，民企似乎沒啥存在感。其實，從絕對值看，上海民營經濟的規模穩居全國前列。但同深圳、杭州、蘇州等比起來，上海因為國企外企比重大，民企的比重還不夠大，民企發展或多或少面臨“玻璃門”“彈簧門”這樣的限制和掣肘。

民營經濟發展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關聯著經濟的活力和實力。4月3日，上海召開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大會，並發布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回應了近年來民企反映較多、經常遇到的痛點難點、卡點堵點問題。比如民企反映較多的拖欠賬款、融資難等情況，大會特別強調，要以問題導向和權益保護為基礎，確保落實到位，全面提升企業獲得感。

需要注意的是，這絕不是用“有形的手”干預市場、“偏袒”民企，而是對平等對待、公平競爭、同等保護這條首要原則的再強調，以此構建一個能讓各類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全面徹底地激發市場活力——這也是一以貫之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題中之義。

在此基礎上，上海還因地制宜地做了一些差異化的政策安排。比如鼓勵民營企業參與重大科技攻關、建設新型儲能和具身智能等新型基礎設施﹔又如為企業實施全球化發展戰略做好服務。這主要是結合“五個中心”建設總體定位，在加快科技創新、提升開放能級等方面，進一步強化“增幅器”的效能。

面向小微企業的政策傾斜，則填補了上海單項成本偏高的短板。幫助這些企業跨過一開始的門檻后，就能更好釋放上海綜合成本、組合要素的優勢。把這些優勢發揮充分，我們就不需要過度糾結“誰有沒有誕生在上海”之類的問題——一個足夠優秀的綜合環境，一定會讓優秀的企業和企業家們近悅遠來，也一定能讓具有優秀潛質的苗子茁壯成長。

很多人說，在外資一定程度上收縮、國企改革深化的當下，民營經濟正迎來最好的發展時間窗口。抓緊時間，堅守主業、做強實業，有很大機會做強競爭力和影響力。

對政府來說，這又何嘗不是一個緊迫的時間窗口。此次26條措施，很多是以往經常提、反復說的，真正要做到嚴格落實，必須破除轉變“看不上民企”“不敢用民企”等錯誤觀念和做法，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自我改革。

歸根結底，一切改革，都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而言，這是根本前提，也是最終目的。

（來源：解放日報 胡幸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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