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將為外賣騎手繳社保，騎手們的意願卻不同

要“到手的錢”還是未來保障

“我們能繳社保，當然是好事。但對於送外賣這樣的職業，社保有些特殊。”聊起外賣平台將為騎手們繳納社保一事，某平台專送騎手許鵬有些為難：“送外賣是體力活，很多人不可能送一輩子，一些年輕人也只是過渡。”上周，京東、美團、餓了麼相繼宣布將為外賣騎手繳納社保，包括養老金、職傷險等，並按不同節奏逐步推進。

不過，被視作“最直接受益者”的騎手們，卻有自己的考量。記者接觸的多名在上海從事外賣配送的騎手，對“上社保”的意願並不相同。

不少人和許鵬一樣，不願意長期固定在一個崗位工作，也不確定能否在上海工作超過15年，對於繳社保錢由誰出、怎麼出也有疑問。相比之下，“到手的錢”對他們更現實可感，內心也期待著更靈活、更低成本的社會保障制度。

做著不確定的職業

許鵬是2023年8月來上海工作的，先在城郊的住宅小區做保安，月工資6000元出頭。“干了一年多，人際關系上不是很開心，我就不想干了。”去年11月，許鵬在同鄉介紹下成為專職騎手。在隨即到來的冬天送外賣著實辛苦，但對許鵬來說，收入和自由度都提高了，“算上各種獎勵，一個月到手能有八九千元”。

許鵬今年27歲，外賣配送是他從事的第五份工作，上海是他工作的第三個城市。初中畢業后，他就離開老家河南商丘，隨父親在鄭州做了幾年泥瓦工，又跟著堂哥到蘇州進過工廠，做銷售和保安，然后來到上海。

許鵬不斷變換的工作地點和職業類型，充分展現了靈活就業群體的特征，但許鵬也遇到了這一群體普遍面臨的社會保障缺失問題。

工作這麼多年，許鵬說自己從沒繳過“五險一金”，即使在工廠裡。“我屬於勞務工，可以自己選擇上不上社保。有社保工資就低些，但對我而言還是多拿點錢實在。”

騎手競爭激烈，許鵬時常聽到同行出事故受傷的消息。每天騎電動自行車奔波在交通狀況復雜的城市裡，騎手群體的工傷發生率居高不下。作為保障，許鵬所在的外賣配送平台要求所有騎手都購買“新職傷險”。這也是上海率先試點推出的，為靈活就業群體提供的新型社會保障方案。

“自己每天要交兩塊五，好像報銷也隻能報一部分。”許鵬其實並不了解這一保險的具體賠付規則，隻覺得保費額“可以接受”，而且也能報銷部分醫藥費，“總比沒有強”。

“不確定”是不少騎手的感受：繳納社保后能否達到享受相關待遇的標准，讓許多騎手顧慮。例如養老保險，當前各地對享受城鎮職工保險普遍有繳費超過15年的規定，大量靈活就業人員難以達到門檻。對於流動性強的外賣騎手來說，讓他們在同一個城市連續不間斷地繳納社保也存在諸多不確定性。

已經在上海送了7年外賣的陳力則對繳納社保懷有期待。“有社保后，工傷賠償肯定比現在多，看病也可以更省心了。”年近四十的他，在老家買了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但在上海沒有用過。“這裡機會多，等干不動了再回家。”他計劃繼續在上海工作，因此希望能參繳社保，讓未來生活更有保障。

算算現實的經濟賬

對年輕騎手來說，相比遙遠的養老金，眼前的生活和需求是最迫切的。“我爸正在老家蓋房子，准備給我以后結婚用，我也出錢了。現在就想多存點錢，以后要花錢的地方多著呢。”許鵬說。

25歲的兼職騎手小魏，白天在餐館做學徒，店裡隻管吃不管住，房租一個月1500元，“每個月開銷后，工資基本不剩下多少”。

他還欠著一筆網貸，“以前玩游戲搞的”，所以晚上出來做兼職騎手，多賺點錢。當下他還沒有養家的壓力，但償清債務、自給自足已讓這個從西部小城獨自來闖蕩的年輕人負重。

在外賣騎手群體中，負債情況並非個例。對他們來說，現金更重要，而為未來准備的、幾十年后才能提取的養老金，顯得既不經濟也不迫切。“趁年輕多掙些錢是最實在的。扣我的錢在上海繳社保，以后也不一定能享受到。”某平台專送騎手王強坦言，在大城市生活壓力大，“等過兩年還完債務，我就准備回老家干別的了”。

目前，各外賣平台尚未公布為騎手繳納職工社保的具體操作方案，多數騎手仍在觀望。許鵬說：“希望給我們選擇的權利。”許多人把外賣配送稱為“職業避難所”，當作過渡性工作。“如果繳社保需要騎手自己承擔一部分，就意味著要犧牲當下的收入。對於年輕或是經濟壓力較大的騎手，意願並不強。”一名外賣平台的行政人員算了一筆簡單又實際的賬：在上海，職工按最低繳費標准繳納“五險一金”，個人要出資775.32元。這相當於一個騎手送100多個訂單的收入。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有“五險一金”的工作，就算得上體面，不少騎手有這樣的觀念。“都有社保了，這份工作肯定會比現在穩定。”小魏想：“也許以后做騎手也沒這麼容易了。”

期盼更靈活的制度

不願自己出錢繳納社保的外賣騎手，並非拒絕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而是期待有更靈活更貼合需求的制度。

像許鵬、小魏這樣奔忙在上海的外賣騎手，多數是外來務工人員。而在外賣配送這個行業，收入增長預期和晉升渠道都有限，工作幾年后返鄉，是很多人的共識。

這讓不少騎手擔心，在工作地按照較高的標准繳納職工社保，但返鄉后卻隻能按照原籍的社保水平享受相關待遇，“貢獻與回報是不是公平？”一些騎手因此更傾向於老家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或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本就夠了”。

“看病太貴，平時生病不會上醫院，都是自己買藥。”因為沒有在上海繳醫保，小魏不敢去醫院看病。他還聽說，有騎手出車禍受傷，隻能回老家做手術。因為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不斷統一整合，騎手們難以單獨選擇醫療保險。而依附傳統勞動關系的社保體系，也往往讓這些勞務關系復雜的騎手被拒之門外。

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結果顯示，以快遞員、網約配送員、網約車司機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佔職工總數的21%。而在上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也已超過300萬人。

面對龐大的新型就業群體，如果仍用傳統就業方式設計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和社會保障制度，顯然存在滯后性。對外賣騎手來說，更靈活更低成本的社會保障方案，或許比“五險一金”更能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記者 鄔林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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