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下的自治共治,五裡橋“三會”制度凸顯新內涵
“叮咚”——臨近深夜,上海市黃浦區五裡橋街道桑城居委江南世紀新苑居民葛忠收到一份《抗疫日報》,詳細介紹了小區疫情及封控通報等信息。這份由小區志願者自制的報紙已成為很多居民的“睡前必看”。
23年前,五裡橋街道首創了“三會”制度——通過聽証會、協調會和評議會,實現了“居民的事情,居民說了算”,成為基層黨組織和居委會引導社區自治、解決治理難事的好辦法。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三會”制度如何在抗疫中凸顯新內涵?

居民制作的海報
“雲協商”中誕生《抗疫日報》
哪棟樓有確診?自己的樓棟是否安全?相關人員有沒有轉運出去?起初,由於信息不對稱,社區稍有風吹草動,各樓組微信群裡便可能謠言四起﹔居委考慮居民個人隱私問題,對確診信息是否可以發布猶疑不決。
4月中下旬起,疫情進入暴發期,社區居民對於確診信息的獲悉訴求越來越強烈,對於日常核酸檢測也產生了一些抵觸情緒。
“街道不少居委利用已經建成的樓組微信群,在特殊時期活用‘三會’制度,與居民進行‘雲協商’,一起探討如何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前提下,給予必要的信息公開。”五裡橋街道辦事處副主任張倩介紹,幾輪協商后,《抗疫日報》在多個居民區應運而生,不少都是由此前從來不關注社區工作的年輕居民志願者設計制作,再由居委會審核通過后發布。


“雲協商”中誕生《抗疫日報》
“我希望能搭建一座橋梁,讓信息更加公開透明,大家獲取信息更加便捷省時省力。”制作者是小區1號樓居民王曉瑩和志願者們。
王曉瑩說,這份日報不同於疫情通報,它發布的信息不僅是單向的,而是做到了收集居民日常之所想、所需、所急,及時做好與居委的溝通與對接,成為小區居民與居委之間溝通的“高速公路”。
例如,匯總了居委官方蔬菜居民團購清單解決小區居民買菜難的問題、跟蹤居民關心的小區內陽性人員的轉運情況等。
“居委負責統籌協調,志願者們勇擔重任分工合作,最終形成方案,通過《抗疫日報》,將小區內的疫情信息、防疫措施等內容及時傳遞給廣大居民,讓謠言不攻自破。”張倩坦言。
小日報大作用,基層志願者的加入,壯大了富有戰斗力的自治力量,承擔起了指引居民有序推進自治工作的重要任務。這成為抗疫勝利的底氣,也使“三會”制度在困難時期爆發出不一樣的戰斗力。
“雲社區”,“陌鄰”變“睦鄰”
“請大家保持2米間距,提前准備好核酸碼。”4月4日,150名醫務力量與街道醫務人員、社區工作者、民警、志願者們結對組成180個工作組,對100個點位七萬多居民進行全覆蓋採樣。現場,居民聽從引導,自覺拉開間隔,核酸採樣工作有序進行。
順利的背后,來自於合理、科學的採樣線路,也來自於居民們的“金點子”。原來,自封控以來,街道、居委、物業、業委會和小區志願者等每天排摸分析小區情況,及時聽取居民對於防疫的合理性意見與建議。
“我們聽取採納了居民的建議,進一步優化各項安排。”街道指揮部工作人員介紹,比如,掃碼組交由志願者全權負責,讓更多醫務人員可以參與到採樣工作中,讓社區工作者能更好地統籌協調各點位檢測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叫號通知”“人工代操作”“秩序維護”等事項。
“當居民的意見得到了採納、尊重,讓更多的居民真正融入到疫情防控的工作中,也間接提升了居民對於抗疫工作的配合度。”令人欣喜的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了疫情阻擊戰。
2001年出生的王之祺便是其中一員。從小在五裡橋長大的他,起初完全沒有基層服務經驗,做志願服務有過“崩潰”,但最終,作為一名年輕黨員,他決定和許許多多社區工作者、志願者們一起並肩作戰。
王之祺服務的核酸檢測點是鐵二居委的申龍大樓,140戶居民,60歲以上老人佔總人口數的60%。“每次掃碼,我都要和居民再核對下姓名。也是通過這個工作,才知道看著我長大的爺爺奶奶們都有著好聽的名字。”王之祺笑著說,由“被照顧”變身“照顧人”,參與志願服務正好可以幫到他們。“這些是‘00后’一段寶貴的成長經歷。”
2個多月封控期間,核酸檢測幾乎成為每日常規。鐵二居民區依托良好的自治基礎,在居民區黨組織的帶領下,挖掘小區內醫務人員、報到黨員、退伍軍人等骨干力量,從探索嘗試開始,逐步獨立完成掃碼、叫樓、擰管、消毒、維持秩序,確保在最短的時間內有序完成核酸檢測,讓每個居民花盡可能少的時間排隊,避免交叉感染。

來自於居民們的“金點子”
瞿南居民區南園新村5號樓選派志願者骨干與居委協商設計電梯乘坐方案﹔橋一居民區德福苑居委、業委會、居民自發建立核酸檢測組,根據每個階段不同情況,發布注意事項、研究制定方案。
打浦居委所在的轄區由5個住宅小區組成,既有小區硬件設施好、物業管理到位的商品房小區,也有房屋結構老化、物業管理基礎差的老舊小區。新老住宅小區交疊的居民區,難題如何破?

主動報名志願者服務的夫妻
“在黨建引領下,積極發揮居委會、業委會和物業三駕馬車的作用。”黨總支書記曹霞說出了方法。為了能在疫情期間守住小區,居民區黨總支牽頭各小區黨支部、臨時黨小組、物業、業委會等共商共議,因地制宜,“量身定制”小區防疫方案。
這個時候,不同職業不同年齡不同閱歷的居民,因為疫情而走到一起。其中,不乏“洋面孔”。
住在明德坊的阿明(VYAS AMISH)是一名美籍印度醫生,這是他來上海的3年間第一次以小區志願者的身份參與社區活動,雖然是后半程加入志願服務隊伍,但一口流利的中文常讓鄰居們忘記他是一名外國友人。“我是一名醫生,也是小區居民,應該要站出來。”就這樣,阿明成了核酸採樣員的好幫手。
共同抗擊疫情的時光裡,大家都在為守護共同的家園而做著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這些凝聚起抗疫新生力量,正是‘三會’制度在這段最艱難的歲月萌發凸顯的新內涵。”街道黨工委副書記施燦彬表示,最初,“三會”制度被用於解決五裡橋街道公共弄堂衛生問題。由於社區各主體缺乏責任意識,弄堂成了遠近聞名的“垃圾弄”“黃泥弄”。為解決這一梗阻難題,等一系列溝通協調機制應運而生。后來,弄堂鋪上了彩磚,煥然一新,解決社區治理大難題。
然而,疫情之下,“三會”制度究竟有何獨到之處呢?
在街道黨工委書記曹炯看來,有效解決了三個問題:一是小區由“誰來自治”、二是小區居民“自治什麼”、三是小區居民“如何自治”。疫情期間,三會制度的溝通、協調、凝聚作用使得行政的剛性銜接了自治的彈性,保証了防控秩序的包容、和諧與效率,這一點尤為可貴。通過三會制度,居民從“被動參與”向“主動參與”轉變,可以說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落地社區的生動體現。
“雲治理”,老少齊心守護家園
一位上海基層黨建的專家曾評價:用好“三會”制度,基層“微治理”將更富活力、生命力。面對疫情大考,在常住人口8萬多、家庭戶數3.4萬余戶的五裡橋街道,如何解決民生物資保供?
“保供物資具體囊括哪些,是在線上征求居民區建議后,確定下來的。”街道負責保供的工作人員表示,善用“三會”制度,就是讓居民擁有更多、更暢通的意見表達渠道,通過線上征集,激發了廣大居民的民主意識。“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
“為了讓保供物資更貼合居民的實際需求,街道成立了一個‘五裡橋街道防控保供群’,群成員都是街道各居民區居委干部、居民、志願者等。”街道相關負責人說。

街道微信公眾號發布物資告知書
為此,街道微信公眾號自4月中下旬開始,對即將要發放的保供物資啟動了提前告知,提早知曉后更方便了居民們的合理購買。
瞿溪路937弄小區建於上世紀80年代,5排22棟居民樓沿一條公弄而建,是轄區少數沒有圍牆劃分住宅區域的老舊小區。而這樣開放式的老舊小區,無形中增加了疫情期間的防控工作難度和壓力。
“我們要最大限度地優先關心關愛好獨居老人、高齡老人等特殊困難群體。”瞿東居委社工何文彬說到。
4月8日凌晨,街道發布了“WULI菜籃子天使團團長”團長招募公告。“居委工作人員太苦了,我們可以站出來一起分擔。”短短1天內,居民吳佩等42名志願者共同組成了瞿溪路937弄鄰裡購團。居委全程供應“大白”防護服,確保志願者安全。為讓居民放心,團長們精心尋找團購供應商。為兼顧不會使用在線平台的長者,居委聯系樓組長定向對接特殊困難群體,定時發單至團購平台。

每日一期的“937弄今日團購日報”
據了解,五裡鄰裡購共有團長118名,團員千余名,8090后社區青年佔80%,其中有一部分還是社區報到黨員、共青團員,他們富有創新意識,行動力強,希望為社區居民提供安全可靠的團購平台。

志願者們冒雨取送團購產品
大家都在為守護共同的家園而做著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志願者和“團長”們的點滴付出,不僅慢慢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和支持,也帶領更多居民紛紛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漸漸地,群裡抱怨的人少了,參加志願服務的人多了﹔負面的情緒少了,積極的心聲多了﹔尖酸的言語少了,溫暖的言辭多了﹔無端指責少了,建言獻策多了。
將全過程人民民主這一理念貫穿於抗疫的過程,引導社區各類自治力量在疫情中從抗拒紛爭逐漸走向協商共治,及時收集民情民意,讓一個個“金點子”落地於各項工作之中。一個個溫暖人心的故事,也在這段特殊時期展示了基層一線的生動圖景。(五裡橋街道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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