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與紅色文化研討會在滬舉行 

5月21日，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上海社科院研究員、上海江南書院院長熊月之、《解放日報》副書記周智強、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徐濤等數位黨史專家濟濟一堂，專題討論《覺醒年代》與紅色文化。此次活動由上海江南書院、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上海德健思固文化創意有限公司黨支部聯合主辦。

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上海社科院研究員、上海江南書院院長熊月之演講的題目是“《覺醒年代》的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熊月之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黨史研究，他認為《覺醒時代》這部電視劇首先是反應時代特征上的真實。帝國主義的侵略與中國人民的反對侵略﹔反動派的壓迫和中國人民的反對壓迫，這兩大矛盾在這部優秀的電視劇中得到了全面展現。《覺醒時代》從1840年到1920年的時代特征反映的恰當和到位。熊月之認為至少有四次覺醒，但每次覺醒的情況都是不同的。第一次覺醒不是在鴉片戰爭，40年代之后我們酣睡依舊，我們國民都沒有認識到這次戰爭的時代影響，第一次覺醒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圓明園被燒，代表人物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發起了洋務運動，這次覺醒並沒有解決我們的問題﹔第二次覺醒是甲午戰爭之后，中國人第一次被日本人打敗了，代表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有了公車上書，有了戊戌變法，這次覺醒也沒有解決中國的沉淪﹔第三次覺醒是在義和團運動之中，八國聯軍侵華與《辛丑條約》的喪權辱國，此后有了清末新政，有了孫中山所講的革命風潮興起，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共和體制也沒有拯救困難中的中國﹔第四次覺醒也就是《覺醒年代》所講的覺醒。袁世凱竊奪總統大位之后，軍閥混戰，中華民國治下的人民生活還要糟糕。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巴黎和會上中國雖勝而辱，中國再次覺醒。新政廢除了八股考試，年輕人開始讀新書、出國留學，使得這次覺醒的主體與之前很不同，最終誕生了中國共產黨。前一次覺醒是后一次覺醒的鋪墊，后一次覺醒是前一次覺醒的升華。南陳北李，這批北京大學的教授，為何提出作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呼聲與實踐？是苦難積累到一定程度所必然發生的。

《覺醒年代》表現的時代刻畫真實、歷史人物真實、思想演變過程真實、人物之間關系真實。陳獨秀作為那個年代最核心的人物之一，電視劇體現得非常切題。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結合，成就了這部電視劇的成功，塑造了許多鮮活的歷史人物，一定會造成很深遠的社會影響。

《解放日報》副書記周智強發言認為，這部電視劇最大成功是激發了當代許多年輕人對100年前那個時代的關注和興趣。歷史真實、文本真實和藝術真實是三重性的。覺醒是怎麼發生的，與近代中國巨大的苦難有直接關聯的。覺醒年代是個演進的過程。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幾代中國人思想成果、政治成果、文化成果的集大成者。1840年之后，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國人民從來沒有放棄過一刻的探索，不斷試錯，路都走不通，就在此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讓先進的中國人明白了科學社會主義才是救助中國的真理和辦法。讓人們明白了為什麼五四運動是中國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渡演變事件。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煥然一新，中國命運從此不同。沒有覺醒年代，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近代中國的偉大轉折。為了我們要為了這個初心和使命繼續奮斗，這是中國歷史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未來的必然發展。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教授、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徐光壽認為“唯有真實才能永恆”。拍攝以建黨為主要題材的影視作品，歷來是一件因嚴肅而困難、既講藝術又要真實的艱苦工作。43集電視連續劇《覺醒年代》在時間界限上，上起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下到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發起組創立中國共產黨，展現了以陳獨秀為中心的近代中國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黨的誕生這段時期的澎湃往事，在還原人物真相和追求歷史真實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覺醒年代》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追求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相統一。有讀者發現，甚至為真實反映當時的場景，大到一棟建筑，小到一粒紐扣都是力求真實。而對於各種人物的人物性格，也是力求貼近真實。對於主角陳獨秀，雖然在身高外形上與演員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在氣質上卻較為接近。甚至一些語言台詞的運用，尤其是演說用語，都盡可能運用陳獨秀的遺文資料。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徐濤講述了建黨之前的陳獨秀和上海的關系。“南陳北李”中的南、北之別，不僅是陳、李兩人籍貫，更加指向的是他們倆人活動主要所在的城市，一處是上海，一處是北京。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城市品格不同，生活氛圍迥異，近代中國的“雙城記”也是百年回望革命歲月，深入理解時代偉人的另一個絕佳路徑。陳獨秀與上海，這一人一城之間的關聯，是一個陳獨秀本人與學界先賢都談論不多的專題，在《覺醒年代》這部電視劇有了恰如其分的展示。徐濤討論了陳獨秀在建黨之前與上海之間層層遞進的關系，認為陳獨秀有著三段關鍵的上海生活的經歷：1905年前，還是康梁信徒的陳獨秀對上海多是一種想象，也曾短暫來滬嘗試辦報﹔1915年、1916年間，是陳氏不忘辦報創刊之初心與定居上海的時期﹔1920年后，他攜《新青年》南下，展開建黨大業。這三段上海經歷，也伴隨著陳獨秀思想從有教無類，到敬告青年，再到啟發勞工、動員左派的三次跨越。上海成為了陳獨秀思想每一次華麗跳躍的最佳舞台。從陳獨秀的個人思想演變亦可窺見，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是歷史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