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東︱回望大師謝希德：一生所求惟報國

2021年3月19日，是我國半導體物理學科和表面物理學科的開創者和奠基人、新中國第一位大學女校長、中國共產黨的同齡人謝希德誕辰100周年紀念日。這一天，復旦大學舉辦了紀念謝希德先生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大師在上海”謝希德百年誕辰紀念展開展。原創劇作《謝希德》演出、祭掃儀式等致敬活動亦同時舉行。

謝希德去世於2000年3月。當年2月24日，一面美國國旗飄揚在美國國會大廈上空。眾議員柯特·韋爾登提議，美國國會用這面國旗，向為中美交流做出特殊貢獻的“Madam Xie”致敬——不久，這面旗專程送到華東醫院謝希德病床邊，如今則出現在她的百年誕辰紀念展。

謝希德的同事、學生至今說起她的故事，一樣滿懷溫情與敬意。

“再過50年，跟謝先生接觸過的人也不在了，但謝先生還在那裡。”她的一位學生說。

謝希德和學生們在校園裡邊走邊聊

當年，她像一隻大雁振翅飛回祖國

復旦大學恆隆物理樓二樓，有一間20年未曾使用的小房間。斑駁的木椅、泛黃的日歷、塵封的打字機……這是老校長謝希德先生生前使用的辦公室，被原封不動保留下來。

今春，83歲的物理學教授葉令再次踏入這裡，許多鮮活的畫面歷歷在目。

“謝先生以前經常站在這裡打字，給學生寫推薦信。”

“她覺得我們辦公室太擠，就拿些椅子拼好，讓我在她這裡午休，她自己就在沙發上靠一靠。”

“當了校長，她每天清早還會先到這裡，處理完科研，再走到校長辦公室……”

葉令眼角泛起淚光。“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人物，但接觸下來，又會覺得她非常容易接近。”

她第一次見到謝希德，是在大學三年級的150人固體物理大課。那是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別人不一樣，她穿著整齊的西裝裙，且儀態端庄，口齒清楚、條理清晰、重點突出，令人印象深刻。

國門閉鎖的年代，學術一流，且優雅出眾，“海歸”謝希德與眾不同。

新中國成立，她沖破重重阻力、輾轉回國。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美國政府宣布，攻讀理工科的中國學生，一律不許返回中國內地。1951秋，在麻省理工學院獲物理學博士學位的謝希德，回國心意堅定，未婚夫曹天欽同時在英取得博士學位，她籌劃以赴英完婚的理由脫身。1952年5月，二人在英國團聚，乘“廣州號”客輪到香港，再經深圳，坐火車到上海。

1947年，謝希德攝於上海滬江大學

紀念展上，楊振寧的一段文字引人注目，記述了謝希德父親的物理貢獻，透露因為她的回國，父女兩人再未相見。后來與楊振寧談話，她說：“父親一定很傷心，我也很傷心，他一直特別喜歡我。”

遺憾深埋在心底。直到晚年，回憶當年回國，謝希德記憶清晰：“一到深圳，感覺就到了家，輕鬆了許多。這趟回國路走得不容易。車站裡奏著《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不由得歡快、激昂起來。”“我覺得自己像一隻大雁：在寒風蕭瑟萬木凋零的嚴冬，不得不離開家園﹔如今春回大地，我要振翅飛回祖國故園，去耕耘，去奮斗。”

她是中國半導體研究等眾多學科領域的開拓者

在復旦大學物理學系，初回國的謝希德教授，幾門課程在國內都沒有相應教材，她親自編寫講義，每隔一兩周發給學生。課程教完，一本本兼具系統性、理論性、實用性的教材就誕生了。對學生，這些不僅是教材，更是科研中時常翻閱的重要參考書籍。

1956年，中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在北京大學成立，北大黃昆任主任，復旦謝希德任副主任。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這個班兩年間培養了我國第一批200多位半導體專業人才，成為我國半導體人才主要發源地。黃、謝二人合著的《半導體物理》，也成為我國該學科奠基之作。

回到復旦，謝希德馬不停蹄與半導體教研組為本科生開出固體物理、固體理論、半導體物理、半導體理論、半導體材料、半導體器件、半導體專門化實驗等全套半導體專業課，1956年創辦的復旦半導體專業取得“開門紅”。

1978年，謝希德在復旦大學作表面物理學術報告

1977年，全國科學大會后，基於對國際研究動態的高度關注，謝希德在全國自然科學規劃會上鄭重提出發展表面物理的倡議。很快，復旦大學在原有物理系和物理二系的基礎上迅速建立八個研究室。55歲的謝希德作為學科帶頭人，每天忙於籌建新專業、組建新團隊，工作節奏非常緊張。

“當初選擇發展表面物理，是非常正確的選擇。”謝希德學生、曾擔任復旦大學應用表面物理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的侯曉遠教授解釋，隨著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集成度越來越高，表面所佔比重越來越大，作用日益重要。

終其一生，謝希德都在扮演學科開拓者角色，從固體物理到表面物理，從天然材料到人工材料，從二維凝聚態到低維凝聚態。

“科學領域前沿方向，謝先生總是把握得很准。”葉令認為，謝先生穩重平和，極有條理，但又是急性子，一旦想做一件事，絕不拖拉，“兩種性格在她身上完美統一。”

為學生打印推薦信

她是嚴師也是慈母，常犧牲午休為學生寫推薦信

1956年，謝希德開始招收研究生，幾十年裡培養出數十位博士、碩士。即便當了校長，也始終堅持教學育人。

謝先生是出了名的嚴格。1982年，侯曉遠作為研究生修讀謝希德開設的“群論”，期末考試“遭遇”高難度試卷，從上午考到下午，最快交卷的也考了六七個小時，最晚交卷的甚至拖過了晚飯飯點。

侯曉遠博士論文完成后，反復修改且多位老師審閱批改，才提交給導師謝希德，沒想到又經歷了兩輪修改——謝希德把錯別字、外文人名拼寫錯誤、大小寫差錯都一一圈了出來。

當時都手寫，自認字不夠好看的侯曉遠最后專門請朋友謄寫了才提交。謝希德在評語中逐一指出抄寫錯誤，批注“越抄越錯”。這四個字，他終身難忘。

但謝希德又有如慈母。葉令曾在她推薦下到美國西北大學訪學，收到家信，說謝先生上門探望。“她對我父親說，你閨女不能侍奉，你有什麼難處，盡管跟我說。”

與學生們交流

為鼓勵學生出國交流，謝希德常犧牲午休寫推薦信。信都是詳細了解學生特點后親自撰寫，從不請人代勞，在學生中譽為典范。擔任校長的幾年裡，她平均三天就要寫一封推薦信，每年送走一百多位學生。

1994年底，物理學系教授資劍在德國做完博士后回到復旦，想申請基金開啟科研生涯，謝希德爽快答應寫推薦信。不料正逢先生的愛人曹天欽去世。資劍提出，可以讓其他老師代寫，或自己寫初稿、謝先生簽個名就好。她卻不答應，在丈夫追悼會次日就把推薦信給了他，滿滿幾頁全是手寫。她說：“我寫，對你更有幫助。”

“她用自己的國際影響力，開拓青年師生出國深造之路，成就了不知多少人，復旦師生尊稱她‘謝先生’。謝校長的唯一要求，就是報效祖國，要帶著知識回來。”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焦揚在紀念展開幕式說。

自1978年任副校長后，謝希德一直堅持與復旦大學教職工 乘“巨龍”校車

用自己的影響力，推動復旦國際化

1983年，謝希德出任復旦大學校長。8月，她冒著37攝氏度高溫在辦公室寫作、修改、審定1984年至1990年復旦大學發展規劃，10天內主持兩次會議，對規劃作了很大修改。時任校辦秘書的王增藩說，謝校長有股“拼勁”，批閱文件，寥寥數語就能指出關鍵﹔厚厚一疊文件，半小時就能審閱完﹔做事講效果，有困難就想辦法克服。外文圖書價格上調，數學系一度難以支付訂閱外文圖書的費用，謝校長想盡辦法籌款，多次向國家教委申請，最終讓數學系師生們始終能夠了解國際前沿資訊。

謝希德總和老師同乘早班校車上班。現任校黨委書記焦揚1983年留校，與謝校長毗鄰而居，猶記每天剛朦朦亮，就與老校長同在烏魯木齊南路校車點等候校車一同上班。車上，教師們提出各種意見，她一一記下，深入討論。“車上可以聽到基層的聲音，也可以向大家宣傳學校政策，非常愉快。”謝希德說。

20世紀80年代，對外交流政策尚未明朗，謝希德意識到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性，不斷加大開放交流合作力度。1983年起，她每年出席美國物理學會“三月會議”，了解學科前沿，將最新科研進展帶回國內。在她的積極聯系下，短短七八年，復旦有600多人次到國外進行學術活動，幾百位外國專家學者到復旦學術交流。

美國總統裡根訪問復旦，謝希德接待

復旦美國研究中心大樓前，聳立著謝希德銅像，紀念她的卓越貢獻。為增進中美交流，1985年2月1日，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成立，為全國高校首創。謝希德兼任中心主任。她通過自己的影響力，爭取到美國數百萬美金的免稅援助項目，還多次遠赴美國，游說更多朋友加入建設美國研究中心的行列。她任校長期間，就授予日本著名物理學家茅誠司、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等著名學者復旦大學名譽博士，接待了美國總統裡根、巴西吉馬良斯議長等領導人來訪。通過美國研究中心建設，復旦師生有機會直面學術大師、政要名人，也提升了復旦國際知名度。

謝希德還主張改變“近親繁殖”的師資結構，給予學科帶頭人越級晉升和增加工資等待遇，將有突出成績的7名40歲以下的教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為師資隊伍積澱了大量優秀人才。

她喜歡彈鋼琴，也愛織毛衣

先生遠去，留下永不褪色的精神力量

“謝校長既有國內大學治學經驗，又熟悉國外大學，復旦有這樣一位專業教育家任校長，才發展如此之快。”王增藩認為。

謝希德17歲時患股關節結核，休學四年，留下終身腿疾。1966年再患乳腺癌，之后30多年，癌細胞幾度向胸腔、淋巴結轉移，經歷一次次手術、化療。1998年，謝希德在第四次患癌手術住進醫院，仍從醫院請假出差。1999年12月，她病情加重，住進華東醫院。

此時，謝希德的同事仍很難察覺她是癌症患者。“謝先生的身上總是散發著巨大的能量。”侯曉遠形容。“我也生過癌症，人非常虛弱，但我很少看見她說很累、不干活了之類。”葉令說。

除了說謝先生親切和藹，大家提到最多的就是一個“忙”字，一直持續到她最后的日子。

住院期間，她唯一的要求是要部電話，接通便攜電腦。腿不能彎曲，她隻能站立工作，每天接發很多電子郵件，處理大量事務，直到發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搶救之后，再也無法站起。

謝希德和丈夫曹天欽在家裡，隔著書桌，各自埋頭看書。兒子曹惟正說，這是家裡最常見的情景，“永遠銘記在我心裡”

“知足常樂，我能活到60歲就非常滿足，超過60歲的每分每秒，我都會用來為教育科研、為人民、為社會工作。”謝希德說。王增藩回憶，謝校長去世前還會見外賓，為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提供辦學意見。

2000年3月4日，謝希德逝世。

追悼會上，吊唁的人含淚站滿了殯儀館院子。她的一生很精彩：名校才女、半導體之母、執掌復旦、創立美研中心、力推中國女科學家、政協參政議政……所有精彩，始於報國初心。

紀念謝先生的座談會上，校黨委書記焦揚表示，復旦人要把謝先生“聽黨話、跟黨走”的人生軌跡和為國為民、無私奉獻的感人事跡，作為黨史學習教育和三全育人的生動素材，追隨老校長的家國情懷和崇高師德，化作不懈奮斗的強大動力——“大學之大，在於偉大的精神傳統，在於追求卓越的學脈傳承。我們對先生最好的紀念，就是傳承她的精神、汲取奮斗力量、繼續開拓前行！”

（本文圖片均由復旦大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