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兒童時代》換《新華日報》，聽前輩講紅色出版和收藏往事

紅色文化是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上海有中共一大、二大紀念館等革命遺址，更曾有一批追求進步的文化人，從事著革命文獻的撰寫、出版、收集等工作，收購、收藏了許多紅色出版物，為保存、傳播和研究我黨革命歷史，提供了第一手的翔實史料。我曾與幾位文化老人交往，聽他們講述當年上海的紅色出版及對此搜集的往事，聽得津津有味。雖然這些老人已先后作古，但生動故事卻可載入史冊，熠熠生輝。

千辛萬苦覓珍本

在上海舊書業中，早期有兩位與我交往較多的老人。一位是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陳玉堂先生，他長期研究近現代名人的筆名和別名，出版了《中共黨史人物別名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等。當時，陳老家住在西藏南路原東台路古玩市場一隅，我每次逛完古玩街，就去陳老府上小坐，還把剛從舊書攤上淘來的書獻寶一樣，拿給他過目，真是“關公面前舞大刀”。他往往掃一眼，笑一笑。我明白了，幾本破書是不入陳老法眼的，什麼樣的珍籍槧本他沒見過啊！

陳玉堂先生在寫字

陳老是開舊書店出身，后來公私合營進了上海古舊書店（上海圖書公司前身），專職收購各類舊書。他走南闖北，邊遠省份，窮鄉僻壤，都留下過他尋書的足跡。有一次，他去重慶出差收購圖書，見不少市民帶著各種舊書和舊報刊來換錢。可是，有一個中年男子來到陳老面前，說他不是來賣舊書的，而是來捐贈或交換圖書的。此人手上拿的是一張難得一見的舊報紙，陳老定睛細看，是一份《新華日報》，出版時間為1941年1月18日。此前一天，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第二天即18日，周恩來的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在我黨主辦的這份報紙上。出報當天，國民黨聞訊后出動大批特務， 到各書報攤上強行收去這份《新華日報》，看到群眾手中拿著這份報紙，就蠻橫無理地一把奪去，誰稍有反抗，就會遭到毆打。所以，這張報紙流入社會很少，顯得非常珍貴。捧著此報，陳老對來人說：我們不便接受捐贈，如要換書倒是可以的，請問你喜歡什麼書。出乎陳老意料的是，這位讀者說，隻要換幾本兒童的書刊就可以了。聽后，陳老連說好好，盡快就辦。第二天，陳老就找了八本《兒童時代》和六本《連環畫報》，一起交到讀者手上。以刊易報，他把一份珍貴的《新華日報》收下，當晚以雙挂號火速寄往上海。為此，《人民日報》還登過《可貴的有心人》一文，稱贊這一事跡。

陳玉堂著《中共黨史人物別名錄》書影

1959年的一天，陳玉堂由蘇北返滬途經無錫，在當地一家古舊書店的倉庫內，看到一堆泛黃的舊雜志，起先以為只是一般的舊刊，就拿起隨便翻翻。這一翻，讓陳玉堂驚喜不已。因為他看到署名“潤之”的文章，想起曾經做過卡片，知道毛澤東用過的幾個字號中，有這個名字。經考証，得知毛澤東1920年在上海，曾與傅熊湘、彭璜組織過“平民通訊社”，並出版《天問》周刊。此刊十六開鉛印，右上角印“天問”兩字，有意引用戰國屈原的《楚辭》句（意為對“天”的質問）。傅熊湘早年參加南社，后任湖南省立中山圖書館館長，卒於蕪湖。彭璜於1921年參加共產黨，新民學會會員，亦湖南人。陳玉堂趕緊將這些刊物悉數收進，一點正好是全套二十四號共二十三本，其中四、五兩號為合刊，由天問周刊社編輯，地點是“上海霞飛路277E”。最后一期上寫著一則啟事：“本報編輯同人先后因事回湘，自下周起暫停一月。”這全套《天問》雜志極其珍貴，屬國家一級革命文物，現藏於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這一重要發現，使陳玉堂在業內外聲譽鵲起。

西門有個謝旦如

丁景唐是著名學者，也是著名出版家，以研究瞿秋白及“左聯”五烈士為主。在他生前，我是他在永嘉路慎成裡家中的常客。他年輕時還是一個詩人，出版過詩集《星底夢》。有一次，他對我說：“知道謝旦如這個人嗎?”見我一臉茫然，他接著說：“是個詩人，湖畔詩社的成員，曾有詩集《苜蓿花》出版，后來開過西門書店。新中國成立后是上海魯迅紀念館首任副館長（主持工作，館長空缺）。可惜58歲英年早逝，文化局領導方行主持追悼會，我作為出版局副局長在會上致悼詞，對這位好友的一生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現在很少有人知道他了，其實不該忘記他的。”

謝旦如肖像

我孤陋寡聞，那時真的不知謝旦如其人。后來聽丁老講多了，就漸漸對他的事跡有所了解，敬佩他一生從事進步文化事業，開設書店，出版進步書刊，更為重要的是，保護了許多重要的革命文獻。他出生在上海的富商家庭，卻無紈绔子弟的惡習。父親謝敏甫是上海福康錢庄的經理，他13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早早到錢庄做了個學徒。受五四精神影響，讀了新文化書刊，先后就讀惠靈英文學校、東南高等師專、南方大學、國民大學等，與應修人等創辦“上海通信圖書館”，任執行委員之一，惲代英任監察委員。他還擔任《上海通信圖書館月報》的編輯，推薦進步書刊，傳播新文化新思想。1929年，在南市紫霞路68號（歷史保護建筑董家渡天主堂旁，樓上樓下三進三出，這裡原是他父親的藏書樓），他與友人周全平、徐耘阡、孟通如合辦西門書店，還有附設的上海書報郵售社和書店樓上的西門咖啡座等。

1931年5月，在嚴酷的白色恐怖下，馮雪峰送剛印出的《前哨》第一期到茅盾家，和正避居在茅盾家的瞿秋白初次見面。當時，瞿秋白需要一個既安全可靠又能較長時間居住的處所。馮雪峰馬上找了謝旦如，向謝說明了這一情況，謝毫不猶豫地應承下來，在自己的住處內，理出一間較為隱蔽的住房，請瞿秋白、楊之華夫婦居住。為了安全起見，謝還在報上登出一則余屋招租的廣告。而后，瞿秋白化名林復，稱自己剛從鄉下來上海需要租房，就住進了謝家南市紫霞路68號。為了確保瞿秋白夫婦的絕對安全和安靜，謝旦如謝絕了一些文朋詩友的上門聊天，把樓房關嚴。即使對自己的母親和妻子也守口如瓶，不吐露半點風聲。

《前哨》創刊號

他就這樣，冒著生命危險，以這個西門書店為掩護，讓瞿秋白夫婦在此避難，安全地住了近兩年時間。在這裡，瞿秋白與魯迅會面，從而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在這裡，瞿秋白領導了“左聯”的工作。也在這裡，瞿秋白廣泛閱讀和介紹馬列主義理論和蘇聯文學作品，撰寫了許多光輝的戰斗篇章，為后人留下了一份極其珍貴的革命遺產。這些，都與謝旦如對瞿秋白同志的有力保護是分不開的。這裡，也為共產黨人應修人、馮雪峰、樓適夷等人往來提供聯系工作的方便。這個西門書店，其實就成了我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后來他又以霞社名義，根據他保存的瞿秋白、方志敏烈士的遺稿，出版了《亂彈及其他》。不久，又用同一名義，將方志敏的手稿《清貧》《可愛的中國》合在一起，以《方志敏自傳》一書印行出版，以這種方式預防珍貴文獻遭意外或被淹沒的危險。上海解放后，他通過馮雪峰，把經過萬般艱辛收藏保管下來的瞿秋白、方志敏烈士的遺稿，還有胡也頻烈士等人的手稿及革命書刊、文獻資料等三十余件，全部交給黨中央機關及上海魯迅紀念館。丁老回憶說，他自己20世紀50年代在出版局工作時，曾倡議影印革命文獻資料，得到過謝旦如的熱心幫助，將其珍藏的海內孤本《前哨》《文學導報》等無償提供給出版社作為影印母本。其風格之高尚，精神之可嘉，當是后人學習的楷模。

方志敏遺著《可愛的中國》

華夏書店巧周旋

我知道，許覺民先生（筆名潔泯）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曾任北京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有一次，他與袁鷹來上海走親訪友，我得以叨陪，才知道他們都是老上海，並且，許老很早就從事進步書店工作了。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對進步文化的圍剿並沒有一絲的放鬆。剛剛在上海重慶南路復業的生活書店，依然舉步維艱。在黨的指示下，生活書店轉為隱性經營，即成立多家不打“生活書店”招牌的小書店，靈活經營進步書刊。生活書店經周密安排，與1926年入黨的地下黨員韓近庸合辦一家書店，就開在韓家南京路繁華區附近的一條小路上，名叫華夏書店，黨組織還派許覺民任該店副經理，協助經理韓近庸工作。書店的主要任務是出版革命書刊，用各種名義如“拂曉社”“丘引社”“燕趙社”等，出版了《新人生觀》《整風文件》《北行漫記》等圖書。這些書稿主要是生活書店總編輯胡繩通過黨組織從解放區帶出來的。

許覺民回憶錄

這家經營進步讀物的華夏書店，從沒太平過。開業第一天，門口就來了幾個警察特務，進店東翻翻西查查，開口就要找經理談話，實在找不出差錯，隻得悻悻而去。過幾天，書店重印了《民主》周報，門上張貼出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又引起敵人的注意，門前不三不四的便衣多了起來，還對前來閱讀和買書的讀者進行盯梢跟蹤。除時政類進步讀物外，華夏書店還出版了不少進步作家的文學作品，如沙汀小說集《播種者》，艾蕪中篇小說《我的旅伴》等。而出版茅盾的小說《腐蝕》，就沒有那麼順利了。在國民黨查禁沒收的書目中，就列有茅盾的這部小說。印刷出版費都已先期投入，書卻無法發行，遭此打擊，書店的經濟更陷於困境。無奈之下，隻得商請香港生活書店，把余書一千多冊運往香港發售。可在碼頭准備裝運時，遭國民黨憲兵搜查，《腐蝕》及其他一些進步圖書，全部被沒收。敵人還揚言，其中必有“共黨”，把這批書的代辦人扣了下來，還要追查托運者的根底，找出“潛伏的人”。面對險象環生的經營環境，書店果斷決定，一方面把所存進步書籍全部在店內清理收藏起來，以防不測。另一方面，商請熟人出面，與敵人周旋，最終妥善解決了此事。

許老先生與我說起往事，神態是那麼平靜，仿佛是在說別人的舊事。其實，處處小心提防，是他那些年工作的狀態。他工作的華夏書店作為黨的進步出版陣地，他的責任之重，隻有他自己心裡明白。可他不怎麼多談自己。他接著說：“華夏書店的經理韓近庸是老黨員，革命意志堅強至極，真是不容易啊！”韓近庸是我黨追求革命的文化人，熱情愛國，為人耿直，遇事不怕險，敢擔當。一次，成都路上來了警察，突然從后門搜查書店，查抄了一些他們認為的禁書。韓先生憤憤不平，立刻關閉店門，並在門上貼出告示：“本店昨遭警察非法搜查，沒收書刊，經濟虧損，職工生活遇到困難。國民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何在?本店被迫停業，希廣大讀者諒解！”以此抗議國民黨，立即被警察局傳訊，還被拘捕一段時間。此后，書店更加引起敵人的注意，黑名單上已有韓近庸的名字。有好幾次，韓家后門的成都路上警車呼嘯，韓先生趕緊奔上三樓露台，跨入鄰居的露台，找個角落躲避。警察找不到人，對韓妻一頓謾罵，韓妻謊稱韓已去香港經商。還有一次，已經應付過去了，敵人又殺了個回馬槍，折騰了一夜仍無果而返。到了黎明，韓妻才敢把韓先生叫下樓。他趕緊到許覺民家通報情況，許也覺得事情嚴重，必須先躲一躲。就安排韓先生到他的無錫老家鄉下暫住幾天，然后給他買機票，到香港的生活書店避難。

華夏書店關閉后，員工被安排到生活書店其他幾個外圍機構暫渡難關，一些進步書刊也打包運往香港銷售。由於形勢更加險惡，此地不宜多留進步書籍。如一本《四八烈士紀念文集》（紀念秦邦憲、葉挺、王若飛等飛機遇難事），是群眾雜志社委托韓代為發售的，他小心保管，卻在運輸途中被敵人發現，幸好人員沒有傷亡，只是損失了一些書。

上海解放后，華夏書店也公私合營了，最終並入新華書店系統。韓先生前往北京，在新華書店北京總發行所工作。可惜的是，他在“文革”中含冤而死。許覺民邊說邊感嘆：“韓近庸名不見經傳，卻是黨在上海出版戰線上的一名堅強戰士。我們永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