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漁陽裡的外國語學社，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人才培訓基地

101年前，上海《民國日報》頭版曾登出《外國語學社招生廣告》，它看似一則普通的招生廣告，實則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創辦的第一所培養革命干部的學校問世。如今，追憶這個紅色學府的非凡歷程，令人對上海的城市精神有更深的感悟。

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國日報》登出的《外國語學社招生廣告》

以公開辦學為掩護

1920年夏，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上海成立時，上海已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許多追求進步的各地青年都來到這裡，希望吸收新知識、接觸新思想。因而，李達的《一九二○年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說：“‘五四’運動后，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對舊社會不滿，要求思想解放。這些青年，都有一股朝氣，想干革命工作，想謀出路。許多人脫離了家庭和學校，到上海……”

20世紀20年代初，上海環龍路（今南昌路）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之間，已分布著一片典型的石庫門建筑群，統稱“漁陽裡”。這裡有條南北貫通的弄堂，近環龍路的一段是老漁陽裡﹔近霞飛路的一段是新漁陽裡，通常人稱漁陽裡。此處很適合設秘密機關：由於屬上海法租界較遲開發的僻靜地段，房屋租金比東部舊城區、西部西式住宅區要低不少﹔對口的霞飛捕房管轄范圍廣，巡捕人手不足，無法對各種思潮和政治活動實施嚴密監控﹔作為石庫門裡弄，弄堂有多個出口，每幢自成獨立空間的建筑，均辟前、后門，遇緊急情況撤退方便。所以，老漁陽裡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和漁陽裡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分別成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機關和活動基地。

為了團結和教育廣大青年，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很快就籌建團組織。俞秀鬆作為黨組織最年輕的成員，承擔起這項任務。1920年8月22日，俞秀鬆與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發起建立第一個青年團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由俞秀鬆擔任書記，機關設於漁陽裡6號。

接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根據培養革命干部和輸送進步青年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的需要，在滬創辦外國語學社。《彭述之回憶外國語學社的情況》說：“創辦東方大學的決定剛作出，陳獨秀就從維金斯基（按：即維經斯基）那裡知道了。一俟得知這個消息，他立即委托楊明齋在漁陽裡6號籌辦中國共產主義中央小組外國語學社，並以最緊急的方式當面或者寫信……讓盡可能多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們停止一切工作到上海來，為留學莫斯科做准備。”

1920年9月28日、30日，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員邵力子擔任經理的上海《民國日報》在醒目位置兩次登出《外國語學社招生廣告》：“本學社擬分設英法德俄日本語各班，現已成立英俄日本語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課一小時，文法課本由華人教授，讀音會話由外國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從初步教起。每人選習一班者月納學費銀二元。日內即行開課，名額無多，有志學習外國語者請速向法界霞飛路新漁陽裡六號本社報名。”

外國語學社教室復原場景

外國語學社以公開辦學為掩護，學員主要由相關人士和團體推薦。經推薦入學者無須付費，《曹靖華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早期情況》寫道：“我在這個外國語學社學習,既沒交學費,也沒交飯費和宿費,全是S.Y.（按：即社會主義青年團）包了。”

進步青年來到黃浦江畔

外國語學社由楊明齋負責，俞秀鬆兼任秘書（校長助理）。楊明齋原為旅俄華僑，1920年春擔任來華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隨行翻譯。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籌建期間，他在漁陽裡6號創辦中俄通信社。中俄通信社作為共產黨組織的第一個通訊社，主要任務是向共產國際發送通訊稿報道中國革命消息，同時向中國人民披露十月革命后蘇俄的真實情況。1920年7月2日，上海《民國日報》“世界要聞”專欄首次發表它提供的《遠東俄國合作社情形》，引起廣泛關注。黨組織將外國語學社與中俄通信社設於一處，顯然對工作有利。

相關人士和團體都積極向外國語學社推薦學員，如在1920年10月，劉少奇經長沙船山學社社長賀民范介紹成為青年團員，旋赴申城入學﹔任弼時、蕭勁光等由毛澤東和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介紹自湘抵滬﹔汪壽華、華林等經陳望道、俞秀鬆介紹，由浙江來上海﹔吳葆萼、蔣光慈等經陳獨秀介紹，從安徽到了黃浦江畔。

當年外國語學社部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合影（后排中為俞秀鬆，前排左為羅亦農）

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外國語學社發展了三十余名團員。在團內，俞秀鬆每周安排一次政治報告會，他常自己登上講台，也請陳獨秀、李達、楊明齋等作演講，包惠僧的《黨的“一大”前后》回憶：“報告的內容多半是由黨規定下來的，俞秀鬆作的報告較多。”

曹靖華的《關於上海外國語學社》回憶：“我們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地點是漁陽裡六號。我同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蔣光慈（那時叫蔣俠僧）、王一飛等都是同班同學。那時，我們幾十人在一個大教室上課。課外分成三個小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劉少奇、任弼時等是湖南的，王一飛是浙江的。我是河南的，隻我一個，不能成組，所以編入安徽小組”“我們在外國語學社自己看《共產黨宣言》”“五一節時，還參加青年團組織的撒傳單等活動”。

《周伯棣回憶外國語學社的情況》寫道：“我到漁陽裡6號外國語學社學習是在1920年11月20日至1921年5月份”“俞秀鬆寫信給我，叫我到上海半工半讀，我就從杭州到上海，進了外國語學社學習俄文，記得我當時就和俞秀鬆兩人住在亭子間裡”，學員“大部分是住在外面的，隻有一小部分住在6號”。他還提及：“俞秀鬆叫我管圖書，每月有陸元工資。聽說這筆錢是沈雁冰等同志的稿費，用這筆錢買了許多書。”外國語學社的圖書室，可算黨組織創辦的第一個圖書館。

漁陽裡6號為兩樓兩底的舊式石庫門房屋，大門以石料做門框、烏漆實心厚木做門扇，兩側為磚砌方壁柱懸垂，門額刻著“惟德是輔”四字，樓下客廳有木制花格落地長窗，前樓窗台下裝活絡木柵並外置銅質雕花欄杆。當年，樓上為辦公室和宿舍，樓下為教室。許之楨的《關於漁陽裡六號的活動情況》回憶：“劉少奇、柯慶施住在樓上廂房。住在那裡的人有的睡棕繃床，有的睡板床，也有的就睡地鋪……劉少奇也在別的地方住過，有時與蕭勁光住在一起。俞秀鬆、李啟漢住在樓上廂房亭子間，並放有油印機。楊明齋住在樓上灶披亭子間，是中俄通信社辦公的地方，放有寫字台一隻，樓下中廂房是吃飯的地方。”隨著人數的增加，原有宿舍越來越擁擠，劉少奇主動與部分學員在附近另覓住處。他們每人一個月的生活費僅五元六角，常五人包四人的飯分著吃，省下一份飯錢用於買書報。

建立信仰，確立初心

外國語學社除了提供外語教材，還把李漢俊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作為必讀書籍。蕭勁光的《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回憶：“我們在這裡除了學習俄文，還聽講馬列主義的課。我讀的第一本馬列的書就是外國語學社發的《共產黨宣言》，書的封面上有一個大胡子的馬克思像。對《共產黨宣言》我們讀起來很費解，盡管字都認得，但好些術語不明白。書是由陳望道翻譯的，馬列主義課也由他主講，每個星期日講一課。”他的《憶早期赴蘇學習時的少奇同志》在談外國語學社時說：“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學習和工作上……我們不住在一起，但看見他的時候，多時在學習俄文、閱讀《共產黨宣言》、思考著中國革命問題。”

1921年4月3日，外國語學社學員羅亦農（中）、柯慶施（右）、周伯棣（左）在滬合影

在授課老師中，教俄文的是楊明齋、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教法文、日文、英文的分別是李漢俊、李達、袁振英。后來，庫茲涅佐娃隨丈夫回國，外國語學社又延聘老同盟會員王維祺之女王元齡教俄文，《王元齡回憶外國語學社的情況》寫道：“我在這裡教書時，教室在樓下客堂，黑板挂在中間，黑板面朝東。學生約有三十人，課桌放得很擠，中間有兩條走道，裡面課桌緊靠六扇平門，平門是關著的。”

學員們一般半天上課、半天自修或做工，常進行政治學習，每周參加一次報告會或演講會。一些學員曾參與工運工作，並協助中俄通信社抄寫、油印和校對稿件，還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創辦的《勞動界》周刊撰稿，發表了《我們底勞動力哪裡去了？》（陳為人撰）、《黃包車夫拉車吐血》（卜士奇撰）、《失業問題與社會主義》（柯慶施撰）等文章。包惠僧的《黨的“一大”前后》回憶：“當時黨的一些公開的或半公開的集會，如：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紀念會，紀念五一勞動節、馬克思誕辰、‘三八’婦女節等集會都是在這裡舉行。”

可以說，許多學員都在外國語學社期間，完成了思想上的重要轉化，踏上了革命道路。

群英薈萃，永留盛譽

外國語學社學員總計有六十余名，其中不少后來成為中國革命的杰出人才。從1921年2月開始，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王一飛等三十余名學員陸續離滬，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55年許之楨回憶早期青年團在上海漁陽裡6號活動及原址布置情況》說：“優秀青年團員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去學習，分三批走……”

那時，中俄之間交通受阻，而初創的莫斯科東方大學條件也比較艱苦。蕭勁光的《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回憶：“在外國語學社負責的是楊明齋。那是一個挺和藹可親的山東人，俄語說得很好”“我們這些人去俄國學習，都是通過他的關系聯系的”。《張學琅游俄通信》（1921年8月24日）寫道：“我們於陽歷四月十一號由上海動身，七月九號始抵莫斯科……我們所入的學校叫作‘東方勞動共產大學校’，今年五六月間才開辦的，所以校內一切設備現在不大完全。”

隨著許多學員赴蘇俄，外國語學社基本完成使命。然而，在1921年7月15日，上海《民國日報》仍登出《外國語學社添招新班》廣告：“本社添招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學生各一班。有志向學者，請即至法界霞飛路漁陽裡六號報名，每班報名者滿廿名以上即行開課。報名費一元﹔學費每月二元。”這表明，它的活動延續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

外國語學社是一所群英薈萃的學校。在現知姓名的學員中，既有早期黨的重要領導人羅亦農，也有早期黨的重要干部謝文錦、王一飛、吳芳、雷晉笙、梁柏台、陳為人、任作民、傅大慶等，還有早期青年運動、工人運動領導人俞秀鬆、李啟漢、汪壽華等，以及翻譯家、作家、詩人曹靖華、韋素園、蔣光慈和經濟學家周伯棣，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重要職務的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

1961年5月，蕭勁光重回漁陽裡6號

正如任繼寧的《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的爺爺任弼時》所記載：“雖然學社隻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但劉少奇、我的爺爺任弼時、羅覺(亦農)、蕭勁光、任作民、王一飛等眾多革命前輩早在留蘇前夕都曾經在這裡學習過……外國語學社也為前來上海的革命青年提供了一個較為安定的學習環境，系統地學習革命理論知識和外語(主要是俄語)，並在革命實踐中考察和挑選其中的優秀人才到俄國進一步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學說，為中國的革命事業輸送精銳骨干。”

1958年11月1日，劉少奇到漁陽裡6號視察，曾在東廂房的一張課桌后邊坐下，深情回憶往事，感慨地說：“有些同志已經犧牲了啊！”

1958年11月1日，劉少奇（左）視察漁陽裡6號時留影（右為柯慶施）

外國語學社鑄就的革命精神，將激勵當代青年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