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對外開放②】制度型開放：我國新一輪自貿區建設的理論邏輯

編者按：日前，國務院印發《中國（山東）、（江蘇）、（廣西）、（河北）、（雲南）、（黑龍江）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指出，要“更好服務對外開放總體戰略布局，把自貿試驗區建設成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高地”。由此，光明網特約請各高校專家學者，推出“高質量對外開放”系列稿件，從不同角度解讀自貿區設立的重大意義與重大機遇。

　　作者：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南京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委員 韓劍

　　當前，國際經濟正面臨百年不遇的大變局，全球經貿規則亟需重大變革，多邊貿易秩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要適應新形勢、把握新特點，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為我國新一輪高水平開放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實現路徑。實現制度型開放的本質，就是要構建與高標准全球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國內規則和制度體系，它不是一種開放方式的“度”的簡單量變，而是開放性質的“質”的重大跨越，是黨中央在當前對外開放重要戰略機遇期，提升我國對外開放質量和水平的一大創舉，對我國在新一輪全球經貿規則重塑中提升話語權具有重要意義。

　　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我國對標國際高水平貿易投資規則，探索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載體，高標准高質量建設自貿區是新時代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2019年8月7日，國務院正式公布《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總體方案》，2019年8月26日，國務院印發《中國（山東）、（江蘇）、（廣西）、（河北）、（雲南）、（黑龍江）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這一輪自貿區擴容，以上海臨港新片區為領頭雁，從北到南，從東部沿海到西部內陸，組成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雁陣格局。與前期自貿區政策強調貿易投資便利化不同，新一輪自貿區在方案設計中更加突出制度創新，6個自貿區方案在總體要求中都提出，要對標國際先進規則，形成更多有國際競爭力的制度創新成果。

　　近年來，隨著主要國家強力推進高標准的自貿區建設，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更加關注知識產權保護、政府採購、競爭中立、數字貿易等新議題，這些“后邊界貿易規則”迫切需要我國從國內制度層面進行系統性改革，在自貿試驗區進行探索試驗，並且做好風險測試和壓力測試，為我國參與國際經濟規則制定奠定基礎。與以往自貿區成立所處的對外開放階段不同，這一輪自貿區建設面臨著新形勢、新機遇，也承擔著新的使命，需要解放思想，大膽創新，立足於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打造新型國際經貿規則試驗區。從目前公布的6個自貿區方案中，突出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實施更加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大外交場合闡明中國依法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鮮明態度和堅定決心。2019年3月通過的《外商投資法》明確規定“保護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和相關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嚴格依法追究法律責任”，以法律的形式，進一步確定了中國同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知識產權的堅定立場。而在本次6個自貿區方案中，“知識產權保護”在所有方案中都有所提及，指出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體系，其中，山東、江蘇提及6次，次數最多，其次是廣西（4次）。這三個自貿區把“推動創新驅動發展”作為其自貿區發展的主要任務，因而更加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具體措施包括：建立知識產權爭端解決與快速維權機制﹔支持建立知識產權運營中心﹔完善知識產權評估機制、質押融資風險分擔機制和方便快捷的質物處置機制等。

　　第二，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提出要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同年國務院印發《關於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要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可見其對當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既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內在要求，也是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由粗放型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換的必然選擇。此次方案中，競爭政策在所有自貿區方案中都有顯現，要求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深入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現各類市場主體依法平等准入。以競爭政策為基礎的高水平開放，有助於我國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開放產業體系，也有利於吸引高質量的外商直接投資。

　　第三，參與電子商務和數字貿易規則治理。近年來，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正在改變國際貿易的方式和格局，由數字化技術推動的數字貿易已成中國服務貿易發展新趨勢。我國早期對雙邊貿易協定中的數字貿易議題並沒有足夠的重視，只是在協議的附件中偶爾涉及，不過近些年在簽訂的自貿協定中我國開始將電子商務條款單獨列章闡述。2019年1月1日，《電子商務法》正式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電子商務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電子商務進入規則治理新時代。隨著數字經濟浪潮的極速推進，數字經濟時代要求更加開放、創新和包容的市場環境，自貿區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者，理應在保証安全和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促進數據要素的合理流動，進一步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的國際競爭力。6個自貿區方案中，每個自貿區都提到了促進電子商務或者數字貿易，電子商務提及最多的是廣西（4次），不僅包括了電子商務貿易政策，還涉及金融政策﹔河北、江蘇、山東分別提出發展數字化貿易，其中，雄安新區更是提出要建設數字商務發展示范區，發展大數據交易、數據中心和數字內容等高端數字化貿易業態，支持建立數字化貿易綜合服務平台，探索符合國情的數字化貿易發展規則，參與數據資產國際貿易規則和協議制定。通過自貿區的經驗來降低數字壁壘，有助於我國成為未來制訂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新引領者，打造擁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貿易中心。

　　第四，打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關注營商環境優化，在多個場所多次提出要降低市場運行成本，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加快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世界銀行日前發布的《2019營商環境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境較去年大幅提升32位，位列全球第46名，這是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發布以來中國的最好名次，但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自貿區建設的核心任務要進一步加大簡政放權，降低制度交易成本，營造一個法制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此次方案中，6個自貿區都把“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作為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的第一要務，按照國務院深化“放管服”改革最新要求，從今年12月1日開始全國自貿試驗區開展“証照分離”改革全覆蓋試點。與此同時，山東、江蘇、雲南、黑龍江都提出了“信用監管”新模式，推進企業信用管理。新加坡政府在鼓勵推動企業信用評級和營造信用環境方面有著較為豐富的制度經驗，可以借鑒，通過社會誠信體系建設來加強社會信用管理，彌補政府事前監管的不足。

　　第五，對接國際自由貿易協定。黨的十七大把自由貿易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十八大明確提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十九大報告中要求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自由貿易區建設等等，一系列舉措彰顯了中國利用自由貿易區發展新一輪開放經濟的決心。截止目前，我國已與25個國家和地區達成了17個自貿協定，另有13個自貿協定正在談判中，正在研究的有8個。顯然，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的客觀要求，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已然成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積極運籌對外關系、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然選擇。新一輪國內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在這方面也有不少突出亮點，比如山東方案提出要“高標准建設中韓（煙台）產業園，創新‘兩國雙園’合作模式”。廣西構建面向東盟的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打造對東盟合作先行先試示范區。雲南提出要加快建設我國面向東盟的輻射中心，探索推進邊境地區人員往來便利化。這一輪自貿試驗區建設要探索實現更高水平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包括投資便利、貿易便利、資金便利、運輸便利、人員從業便利、國際互聯網數據跨境安全有序流動，為我國推進同更多國家商簽高標准自貿協定和區域貿易協定先行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