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蓝色针织外套，白发梳得整齐利落，袁钧瑛态度温和、步履轻快，走到约定采访的位置。一聊起科研，她的眼睛登时发亮：“科研就像解谜。普通解谜是别人给好条件找答案。做科研的乐趣，是自己设计实验、提出假说，主动探寻真相。这个过程非常好玩！”

这份“好玩”，贯穿了她40余年的科研生涯。

恢复高考后的上海首届理科状元、哈佛首位亚裔女性正教授……袁钧瑛身上标签众多。但在学生口中，她有一个更鲜活的标签：“高能量科研女孩”：一个想法冒出来，不耽搁，马上求证，在任何场合都能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这位上海姑娘，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毕业后赴美求学，之后回国执掌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持续探索细胞死亡奥秘，为阿尔茨海默病、渐冻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开辟全新路径。

凭借对程序性细胞死亡分子通路的开创性研究，她与另外三位科学家共同摘得2026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

和袁钧瑛面对面，充沛的科研激情扑面而来——谜题一日未解，探索绝不止步。

袁钧瑛接受采访。罗丹杨子摄

细胞会“自杀”吗？挑战主流观点，在一次次追问中开辟新路

“我们那一届复旦同学，有应届的，也有比我大十多岁的，很多人是在很艰难的环境坚持求学，格外珍惜读书机会。那时的复旦，人人都拼尽全力。”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这份求知的劲头，被她带到了哈佛大学。

学界很早就观察到一个现象：胚胎发育过程中，近一半神经细胞会自然消亡。上世纪80年代，主流观点认为，这些细胞是抢不到足够的神经营养因子，被动“饿死”的。

“那时候，大家不知道细胞死亡会不会被主动调控。简单说，主动调控指的是细胞会‘自杀’；而 ‘饿死’属于被动死亡。”袁钧瑛回忆，那个年代，生物学界几乎没人会接受“细胞会自杀”这一设想。但她对此产生了好奇。

袁钧瑛（左一）在哈佛。图源：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官网

整个哈佛，找不到一个实验室在研究这个方向。她没有放弃，继续寻寻觅觅。她注意到，“线虫发育过程，固定时间点会有131个细胞有规律地死掉。”

复旦老校长谈家桢的遗传学思想，给了她启发。“谈先生是世界顶级遗传学专家，遗传学正是研究基因调控生命机制的学科。如果线虫的细胞死亡受基因控制，那就说明细胞死亡存在主动调控机制。”

实验中，她锁定了调控线虫细胞死亡的关键基因。她继续追问：这套细胞死亡调控机制，在哺乳动物身上是否同样成立？

一个偶然机会，袁钧瑛在麻省总医院搭建了自己的独立实验室。为推进实验，她使尽浑身解数，甚至把自己分娩后留存的胎盘组织当作实验材料……

终于，这个关于细胞“自杀”的追问有了答案。1993至1994年，研究实现重大突破，两个重磅成果连着登上《细胞》（Cell）与《科学》（Science），证实哺乳动物体内存在调控细胞凋亡的基因，找到了大量和半胱天冬酶（caspases）同源的蛋白。哺乳动物细胞凋亡的研究大门就此开启。

“第一次揭示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后，全世界掀起研究热潮。你现在检索caspases，十几万篇论文都是从我们这项原始工作延伸出来。”袁钧瑛说，“但就和我喜欢做饭但不爱照别人的菜谱做一样，所有人都扎堆同一个方向，我就想找一条新路了”。

于是，在同行的诧异中，她主动离开自己一手开创的凋亡研究热点，对准实验里又一个反常现象：就算阻断caspases、抑制凋亡，细胞依旧会走向死亡。

一头扎进这片无人涉足的科研荒原，经年累月筛选、试错，袁钧瑛团队用小分子筛选技术，找到了细胞的另一种坏死机制——程序性坏死，还找到了调控程序性坏死的小分子靶点——RIPK1。

“我们还发现，RIPK1可以进入细胞核，调控炎症反应，这和所有神经退行性疾病、衰老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一项更让人兴奋的发现，顺着这条线索，开发靶向RIPK1的抑制剂、研发治疗药物来治疗疾病就是顺理成章的目标了。

“我们自主研发的抑制剂与治疗方案，预计明年就可以进入临床试验了。”

从最初“细胞会不会自杀”的大胆疑问，一路走向面对重大疾病的药物研发，踏平坎坷成大道，袁钧瑛对自己40年的科研经历总结，只淡淡说了一句：“遇到困难，就一个个克服。”

科研面对的，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一个个正在抗争病痛的普通人

走进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走廊里有一个特别的布置：墙上没挂科学巨擘的肖像，挂着的是一幅幅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创作的绘画作品。

有的水彩浓烈绚烂，层层晕染；有的线条交错纷乱，却自有内在秩序。艺术与科研在这里交织，这是袁钧瑛特意设计的。

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走廊，患者创作的绘画。罗丹杨子摄

袁钧瑛曾把科研比作交响乐的多声部合奏。真正的学科交叉亦是如此，朝向同一个科学目标，让不同领域的“乐手”各展所长，在思想碰撞中萌生全新方向。

在她看来，当下的重大科学难题日趋复杂，单靠一间实验室、单一学科的力量，很难找到答案。

她介绍，全球绝大多数基础研究机构，包括哈佛，实行的都是独立实验室PI（课题组组长）负责制。她坦言，这套制度的好处，是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但现代科技需要复杂的技术支撑，单个实验室无力完成，“所以我们希望融合两种模式：保留各个独立实验室，保障研究者自主研究；同时整合多团队优势力量，合力攻坚神经退行性疾病这类重大难题。”

宽松的科研环境之下，袁钧瑛更加看重学生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能力。她常提醒学生：“不要把读到的每一篇论文都当成圣经。”对已有文献要保持审慎，做实验也不能被预设的猜想束缚。

课题组的李洋是作为夏令营成员第一次来到交叉中心的，他曾猜想，成果卓著的袁钧瑛多半十分严苛。在课题组待了十年，他明白导师的严格，始终对准科研逻辑本身。组会上，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指出袁钧瑛推导中的漏洞，她反而欣喜：“这表明学生真的动了脑筋。”

她不希望学生只会操作仪器、机械完成实验。她期待他们从核心科学问题出发，全程参与课题设计、实验推进与数据分析，真正练就独立做研究的能力。

袁钧瑛和课题组学生们登山。图源：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

高标准之外，也有温柔的托举。学生虞桢曾连续一个多月困在反复失败的实验结果，情绪沉到谷底。袁钧瑛将她叫到办公室长谈，帮她重新梳理思路，还主动联系其他课题组老师一起探讨。

中心制度要求师生每月至少有一轮一对一的交流，而袁钧瑛课题组的沟通频率更高。只要她在，办公室的门，常常是敞开的，随时欢迎学生沟通。

门外不远，就是那些病人的画。她希望，大家路过这些画时能时时记得：显微镜下一次次观测细胞死亡、试管里一轮轮药物筛选，面对的不只是冰冷的数据，而是一个个正与病痛顽强抗争的活生生的人。

“不用在意别人怎么评价，坚定走自己的路”

课题组副研究员李盈跟随袁钧瑛学习、合作近20年，评价她是“低调的思考者、纯粹的科学家”。

和袁钧瑛对话，她常不经意冒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句子，那背后是她的长期思考。

“科研其实很适合女性。如果我是医生，孩子突然生病，我没办法跟病人说‘等一下，我先带孩子看病再来接诊’。但科学家不一样，写论文、读文献，陪孩子去弹钢琴、踢足球，坐在旁边就可以同步完成。”

“现在科研环境有点嘈杂，很多人追求短平快，希望尽快产出成果。心情可以理解，但科研无法依靠评比考核来驱动。不管是科研还是求学，最重要的是对选择的方向保有持续探索的热情。”

谈到大学生常常被绩点、科研、保研这类事情裹挟，陷入“什么都想要”的焦虑，袁钧瑛说，“网络信息量大，但干扰也很多，容易迷惑年轻人。认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尽全力做好，不必在意别人的评价，坚定走好自己选择的路。”

从实验室里基础发现，到最终产出可供患者使用的药物，中间横亘着一道被称为“死亡之谷”的巨大鸿沟。科学原理需要反复验证，漫长临床试验要持续投入海量时间、资金和人力。每往前走一步，都伴随失败风险。

袁钧瑛并不讳言现实困境，“比如阿尔茨海默病，异质性非常强，发病诱因复杂，把所有患者当成同一种病症来治，肯定行不通。”

即便找到了RIPK1这个关键靶点，药物开发依然矛盾重重。“研发人员希望把项目打磨完善；资本追求快速、低成本推进；药企往往顺着资本逻辑走。很多药物开发没有遵循科学本身的规律，这就是最大分歧。”袁钧瑛说。

40多年科研，不断“打怪升级”，载誉无数，袁钧瑛仍然不断面对难题和现实分歧。面对有志投身科研的年轻人，在采访临近尾声，她一言以蔽之：“相信你自己。”

话音落下，她依旧步履轻快，赶往下一场工作行程。

统筹：吴焰 李泓冰 伍静

记者：巨云鹏

实习生：罗丹杨子、田娣萌、王语音

出品：大江东-复旦融媒体创新工作室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

大江东丨走近科学大咖① AI制药冲进三期临床，泡沫还是功德？三位顶尖科学家实话实说

大江东丨 走近科学大咖②不追热点，敢闯无人区，这些年轻人为何选择逆行

大江东丨走近科学大咖③迪克西特：向死而生，花30年勘破细胞的死亡之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