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在上海临港中心举行，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简称“顶科奖”）首次设立的“青年科学家奖”正式颁发，6位40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齐齐站上领奖台，各领取了100万元奖金。这不仅是对现有成就的认可，更是对他们未来潜能的投票。大江东-复旦融媒体创新工作室独家对话其中的两位得主陈培宁、谢伟迪，倾听他们的抉择与坚守。

出场人物

陈培宁：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长聘教授，从事新型柔性电子材料、器件与人机交互应用研究。

谢伟迪：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观壹智能联合创始人兼CEO，从事计算机视觉与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交叉领域研究。

01

搞科研要趁早？找到兴趣点才是关键

大江东：曾有科学家感慨，科学的每个角落好像都挤满了人，新的根据地在哪？学界也有“搞科研要趁早”的说法，似乎起步晚了就输在科研起跑线上了，但二位基本是在博士阶段，才真正迈入现在这个研究方向的大门，你们怎么看待“搞科研要趁早”的现象？在你们看来，做科研最宝贵的品质究竟是什么？

谢伟迪：做科研需要“taste”（品味），敢于挑战未知的难题，我的几次跨界转型，都是遵从自己的科研品味做出选择。

我大学时沉迷打游戏，成绩并不好，毕业后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硕士，只想拿到硕士文凭回国好找工作。那会儿4G、5G、6G的路径相对清晰，而计算机视觉刚刚兴起，大量未知有待探索，我就选读了这个专业，研究计算机视觉对阿拉伯文手写识别。当时深度学习刚进入手写识别领域，不少学者对它能否走通存疑，导师最初也反对我做。

但我觉得这个领域很有意思，通过视频网站自学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线性代数、机器学习等公开课，独立完成了项目。成果出来后，导师说这是意外之喜，推荐我到牛津大学视觉几何组（VGG）读博，师从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安德鲁·齐泽曼（Andrew Zisserman）教授。

齐泽曼教授对学术有极致追求，论文里每个字都要反复推敲，我刚开始被他“折腾”得够呛。在他的影响下，我后来比他还要严格地抠字眼，甚至“吹毛求疵”，常和他辩论。这确立了我的治学观，我带学生也会从细节抓起，小到报告标题的大小写，大到模型设计逻辑与数据集处理，都要极其严谨。

陈培宁：我对科研的兴趣主要源于不断的尝试和实践。本科头两年也迷茫过，选修了很多课程，包括文科的。大三有机会走进实验室跟着师兄做实验，很快喜欢上了科研，决定报考复旦大学高分子专业研究生。尽管求学过程有些波折，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后来考上复旦的博士、赴加拿大做博士后，2017年回到复旦大学，一路上都是内在的兴趣驱动。

兴趣是做科研最好的导师，能帮我们明确定位，找到科研兴奋点，这也是培养自己科研品味的过程。

谢伟迪：在我看来，做科研最需要的是专一性，也要宽容失败，既要宽容他人的失败，也要允许自己试错。学生常问我，训练这个模型能成功吗？我说，也许能，也许不能，不能就再换一套训练方法。科研不可能每次都有理想的结果，过程一定是坎坷的，但探索了总会有收获。

陈培宁：在青年科研人员成长中，容错机制非常重要。当初如果不去选修其他专业课程、不去做实验，我可能不知道自己更愿意做科研。大学需要给予学生充分的空间，允许他们有时间、有精力走进一线，多尝试不同的路径，发现更多的可能，让自己的兴趣更好地生长。

02

“选难度排在前10%的事做，你就已经战胜90%的人”

大江东：您二位在回国后选择的科研方向，一个是纤维材料发光显示，一个是AI赋能罕见病诊断，都算不上主流热点，甚至可以说是热门学科中的“冷门”，出于怎样的考量？你们怎么看待科研方向选择上的“逆流而上”？

谢伟迪：我当初回国，一是感受到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近年国家对AI的重视有目共睹；二是泽塞曼教授认为比起去IT大厂，我更适合做科研。

2022年从牛津回国，我跨界到AI for Science，探索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的融合方向。我们选择了最难的领域之一——AI在罕见病治疗上的应用。

单一罕见病病种的患者数量极少，可供AI模型学习的规范数据十分欠缺，研究面临很大挑战。我一直告诉学生，“要选难度排在前10%的事做”，因为这对将来倒是最简单的——它会把90%的人隔离在外：假如你有决心跨进去，你就是top 10%（前10%）了；如果你在难的领域做出一些成绩，很容易就超越别人。

目前，我们团队正在构建基础模型，希望让模型更深入理解生命过程：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各个环节之间如何联系，又如何影响细胞功能和个体的健康状态。这能帮助更好地认识疾病为什么发生、如何发展，并寻找可能的干预靶点。我们选择从一些遗传机制相对清楚的罕见病入手，逐步拓展到肿瘤、代谢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更多疾病领域。

AI是一个人才高密度、资本高投入行业，数据、算力和资金都会影响模型能力的提升。我们要做的依然是追赶世界上最先进的AI大模型，虽然压力大，但我们有信心。

陈培宁：如果现在再做一次选择，我还是会坚定选择这个方向。近十年，国家对青年科研工作者的投入不断增加，平台和条件持续完善。科研之路难免磕磕绊绊，每当我们遇到挫折，研发的器件性能提升不上去，心想“可能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但总会有新的发现让我看到新的可能：我们有机会把显示织物的分辨率做到商业显示器的水平，我的科研方向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清晰。

现在，我们也在开展柔性集成电路研究，努力让纤维具有像芯片一样的信息处理能力。在AI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电子器件？我们希望通过多学科的交叉协作，发展出新的电子器件构建和集成方法，实现更高性能，满足实际应用要求。希望能与产业界密切互动，加速技术转化落地，让未来的电子器件更自然地融入人的生活。

03

论文是科研过程的“自然产物”，以论文论成败导致科研本末倒置

大江东：硅谷科技巨头既有资金又能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在技术迭代和规模化上优势明显。高校在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上的优势在哪里？面对论文评价与追逐热点的压力，高校该如何培养真正有创造力的青年人才？

陈培宁：高校和企业做科研有相通之处，高校的优势在于可以做更多的自由探索。我更看重学生“能带走”的能力：综合素养、创新意识、多学科交叉的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希望他们能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做研究，成为创造者而非执行者。如果一个学生经过实践探索，愿意投身科研创新并持续为之付诸努力，这比能发几篇论文要有价值得多。

论文记录了科研的过程，是推动科学交流进步的重要载体，也是科研创新过程的“自然产物”。我更看重的是，科研成果能否解决真问题、能否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类进步。评价体系也应更加注重长周期考核，让更有内在动力和创造力的青年人能够勇闯少人区、无人区。

谢伟迪：从技术迭代和规模化的角度来讲，企业或许比高校更有优势。但高校最好的地方在于永远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处在最有理想抱负的黄金年龄。高校教师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头部企业往往依靠优厚的薪资待遇、科研条件从高校“选走”前10%的顶尖人才，而我们需要做的，是把90%的学生培养成达到甚至超过那10%的人。

在招收学生时，我更看重科研能力，会请他们详细阐述自己的项目，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思路形成及关键难点解决。科研成果的取得，往往建立在长期积累、反复验证和持续探索的基础上。科研要从有价值的科学问题出发，论文则是这一过程的凝练与呈现。

有些学生面临方向选择时，往往急于选最佳路径。每年直博面试，70%—80%学生的第一选择都是当下热门的多模态模型、具身智能等方向。其实，应跳出热点局限，想清楚自己真正感兴趣、愿意长期投入的是什么。我常说，“你们应该想的是，把一生奉献给自己不会后悔的事业，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事业，才是最可惜的。”

【新闻多一点】

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首届青年科学家奖获奖名单

拉斐尔·朱丽叶·克莱芒（Raphaële Juliette CLÉMENT），马克斯·普朗克固体研究所（固态电池与电化学储能）

陈培宁，复旦大学（新型柔性电子材料与器件）

丁世谦，清华大学（核量子精密测量）

吴佳俊，斯坦福大学（物理世界模型与具身智能）

谢伟迪，上海交通大学（AI赋能罕见病诊疗）

庄梓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代数几何与K-稳定性）

统筹：吴焰 李泓冰 伍静

记者：黄晓慧

实习生：黄婉清、高寒、侯天泽、李微

出品：大江东-复旦融媒体创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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