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卡其色的西装外套，深蓝色的领带错落印满白色大象与犀牛——那是肯尼亚草原上的生灵。脚上一双鞋头微翘的温润牛仔皮靴，维什瓦·迪克西特就坐在我们面前，这位科学家有某种探险家的浪漫。

“哦！又是你！”迪克西特笑了。

此前，在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者校园行活动中，我们已经有过初次交流。作为2026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他与袁钧瑛、王晓东、邵峰共享这份殊荣，嘉奖他们阐明多类程序性细胞死亡的分子通路，并解析通路如何调控生理功能，参与疾病发生。

获奖理由指向一个深刻的生物学问题：细胞如何死亡。

四人中，迪克西特是唯一长期在药企工作的科学家。1997年，他辞去在密歇根大学的职务，加盟生物技术企业基因泰克，在那里深耕29年。

采访当天的维什瓦·迪克西特，深蓝色的领带错落印满白色大象与犀牛。金立旺摄

投身一场壮观的“死亡之舞”

想象一下，如果体内细胞永远不会死亡，生命会是什么模样？

非但不会永生，反而会走向灾难。手指之间将一直保留着本该退化消失的胚胎时期的蹼，演变为并指畸形。成年后，衰老、受损、受病原体感染的细胞得不到清除，极有可能发展成肿瘤。

迪克西特穷尽数十年钻研的，正是细胞如何死亡。

很长一段时间里，细胞生物学的主流都聚焦细胞的生存周期研究，细胞死亡是鲜有人涉足的冷门赛道，甚至这也不是迪克西特最开始的人生选择。

1981年，迪克西特初到圣路易斯的巴恩斯医院。此前他在肯尼亚内罗毕行医，临床功底扎实，却几乎没有实验室经验。生物化学教授比尔·弗雷泽问他有没有用过移液器、pH计，但他只能想起试纸。即便基础如此薄弱，弗雷泽仍然给了他机会，让他在自己的实验室做血小板黏附实验，一切从最基础的操作教起。

“我想他看到了我身上那股热情，那种愿意拼搏、渴望闯出一番名堂的劲头。他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这真的很慷慨。”迪克西特回忆。

在弗雷泽实验室，迪克西特第一次意识到，科学前沿的结论并非牢不可破，就像真理恰恰在不断思辨中成型。

1986年，迪克西特入职密歇根大学，研究血小板反应蛋白。经费充足，论文产出稳定，团队逐步壮大。这是一条稳妥而体面的学术道路。然而几年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领域已经高度成熟，自己不过是在修修补补，扮演一个“配角”，很难实现颠覆性突破。

在个人口述史中，他这样复盘当时的心境：“我可以拥有一个还算高产的学术生涯，却打不出‘全垒打’，不可能成为做出重大突破的知名科学家，也无法实现小时候成为探险家的梦想。”

于是，他掉头转向细胞死亡研究。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谈及这场冒险，他眼中闪闪发光，“我的人生，冒过很多类似的风险。”他也承认，这份勇气背后留有退路，万一失败，大不了回去行医……

谈及研究，维什瓦·迪克西特眼中闪闪发光。王泽渝摄

人生的事自有潮汐：在迷雾中等来关键一刻

细胞死亡并非只有一种单一模式。

最典型的是细胞凋亡：细胞体积缩小，细胞膜起泡，细胞核凝聚碎裂，分解成若干由膜包裹的微小凋亡体，被巨噬细胞安静地吞噬。全程几乎不会引发周围组织炎症。

迪克西特着迷地将这个有序的过程，比喻为一场壮观的“死亡之舞”。

另一种是细胞焦亡：细胞膜上打开孔道，细胞内部物质向外释放，主动招募免疫细胞赶来。它并非安静落幕，更接近于一种自毁式的危险警报。

上世纪90年代初，迪克西特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任教。彼时学界已能观察到凋亡的形态变化，但究竟是哪些分子在执行这套死亡程序，依旧是巨大谜团。

迪克西特与学生穆尼什·特瓦里想到一个朴素甚至有些笨拙的实验思路。他又开始了“一次冒险”：向培养的细胞逐个添加抑制剂，如果某一种化合物可以稳彻底阻断细胞死亡，它所靶向抑制的分子，就可能是凋亡通路的核心关键。

那一年充满挫败。他们几乎逐一测试Sigma试剂目录中的数百种化合物，效果最好的一种也仅能做到部分阻断细胞死亡。

“成功与失败总是交替轮回，而你必须学会在迷途中坦然承受。”迪克西特在起伏中继续向前。团队从一篇前沿文献中汲取灵感，并在杜克大学盖伊·萨尔韦森的帮助下，获得研究所需的病毒蛋白。

“那是我科研生涯中不可思议的一天。”迪克西特回忆，那天他正在办公室写基金申请，做实验的穆尼什突然冲进来，一把将他拉到显微镜前：原本激活死亡受体就会快速凋亡的细胞，加入这款病毒蛋白后，全都生机勃勃，仿佛死亡程序从未启动。

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里有一句：“人生的事自有潮汐，趁涨潮而行，便通向幸运；错过了，一生的航程就困在浅滩与苦难之中。”顺着科研潮汐，迪克西特的指尖，终于挑开一场壮观至极的“死亡之舞”面纱。

维什瓦·迪克西特回忆自己的科研历程。王泽渝摄

既吃到蛋糕，又留着蛋糕：游走在基础科研与产业之间

1997年，生物技术企业基因泰克向迪克西特伸出橄榄枝。

彼时基因泰克还是独立公司，被誉为全球生物技术行业的开山鼻祖。这家药企与众不同：愿意划拨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并设有博士后项目。

“这种独特的混合吸引了我，”迪克西特解释，科研的两端，一边是大学纯粹的基础研究，另一边是药企面向市场的药物开发；而基因泰克能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他比喻道，“既吃到蛋糕，又留着蛋糕”。

他辞去密歇根大学教授的职位，前往基因泰克担任分子肿瘤学主任，同时保留独立实验室。此后29年，他一边统筹监管药物研发管线；一边持续深耕基础研究，推进对细胞程序性死亡的研究，并把研究一步步发展到炎症性细胞死亡。2015年，他们终于找到了执行细胞焦亡的关键分子。

几乎同一时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邵峰团队也在《Nature》上发表论文给出相同结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继喜向我们解释，两支队伍各自独立开展研究，采用截然不同路径抵达同一个答案：迪克西特团队用诱变小鼠做正向遗传学，从生物表型出发反向定位基因。邵峰团队借助全基因组CRISPR筛选，在细胞层面锁定焦亡的执行分子。

本届顶科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遴选委员会主席、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评价道，迪克西特等科学家通力合作，共同将程序性细胞死亡的研究从形态学描述推进至明确的分子机制层面，为多种疾病的潜在治疗策略提供了依据。

而这些机制的重大突破，为癌症、自身炎症疾病提供了全新治疗思路，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前沿，程序性细胞死亡已经成为现代医学最重要的药物靶点方向之一。

从凋亡走到焦亡，站上2026年世界顶尖科学家的颁奖台，迪克西特满是感慨：“时间、耐心和信念，可以开启非凡的旅程！”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的油箱里还有很多油，我依然对科学和研究感到兴奋。”

死亡要比生命更长久，留下比生命更恒久的记忆

30多年钻研细胞死亡，我们不禁发问：死亡对他意味着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有半衰期，终将走完生命的循环。”他答得从容淡定，“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对同类、对这个星球、对环境带来了什么。能不能以自己微小的力量，让世界比我们遇见它的时候，变得更好一点点。”

迪克西特成长于肯尼亚，父母是印度裔移民。少年时代，他上过几乎全是非洲孩子的学校，也进过以欧洲裔学生为主的课堂。他体验过殖民统治带来的冲突，也在非洲的医院里见过资源极度匮乏的窘迫现实，见过普通人承受的苦难。

“这一切提醒着我，我何其幸运。”迪克西特说，自己拥有家庭的支持，一路上也得到过许多帮助。可在肯尼亚，许多天资聪颖的孩子，只是因为没有机会，才华就此埋没。

“中国有一点让我很触动，”他说，“在这里，教育受到尊重，而且面向大众可及。一个孩子只要聪明、有能力，就有向上的机会。”

跨越多国的成长经历，让迪克西特感受良多，“从中我真正学到：人类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远大于分歧。但部族、群体之间的对立，常常让拥有诸多共性的人们相互敌视，这是真正的悲剧。”

十岁那年，迪克西特读完探险家的故事，觉得自己也可以“不朽”——不是不死，而是被历史记住。60年后，他争取“不朽”的方式，是在人类文明的金字塔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产出足够重要的科学知识，重要到能够写进生物学、医学的入门教材，让一代代学生读到它们”。

在他看来，这是属于科学家的、比个体生命更加长久的留存。

采访尾声，他接过我们递上的《走近世界顶尖科学家》一书，从口袋中取出黑框眼镜。修剪整齐的胡须，随着笑意微微颤动。他在扉页上一笔一画签下自己的名字：Vishva M. Dixit。

这只文创小熊，最终被送给维什瓦·迪克西特留作纪念。王泽渝摄

统筹：吴焰 李泓冰 伍静

记者：曹玲娟

实习生：王泽渝 钱忠原 江蕴琪

出品：大江东-复旦融媒体创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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