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社区“温度”如何延续?邻里守望可持续吗?未来,大数据能否成为治理能力?公共空间、融情、大数据……6月1日至5日,上海新闻广播《市民与社会》栏目携手人民网上海频道、上海大调研等媒体推出系列节目: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大讨论,搭建多元对话平台,通过讨论五里桥、花木、虹桥、天平街道和吴泾镇面对疫情大考的经验,总结了一组社区“答卷”的关键词,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社区治理“绣花针”。
关键词一:社区“温度”如何延续?公共空间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是上海市中心典型的高密度居住型社区。既有“弄堂迷宫”也有高端住宅。现场,五里桥街道铁一居民区书记徐玮捷说:“我负责的小区是临滨江的高档社区,曾经进小区要经过‘三重卡’之后才能和居民联系上。 而通过此次疫情,我与该小区的60户人家建立了联系。“
为什么?因为社区和居民有着共同战胜疫情目标。那么,脱离了“防疫”这个大前提,此前建立起来的社会链接还能维系吗?五里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阮俊提出:“关键就是我们要继续拥有共同目标。”
疫情过后,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共同目标又是什么?阮俊说:“我们的共同目标其实是一样的,在社区来讲,就是安全、健康、有序、整洁、和谐,这是大家的共同目标。”
“伴随城市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很大,需求分化也很大,很多时候基层政府只能尽量去满足需求的最大公约数,找到最重要、最紧迫的那一项。”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黄晓春坦言,回应需求是特别复杂的问题,这是上海基层政府迈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时面临的重要治理能力挑战,居民自治更凸显其重要价值。
因此,社区需要搭建一个供居民自治的空间,正如“益空间”这样一个地方。黄晓春教授表示,在疫情防控期间,居民们因自身安全的需求找到社区,原本是一个私人性的问题,但由于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相互作用,所以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
“志愿组织和社区组织等自发社群的出现,更进一步稳固了公共空间——而这正是疫情过去后,我们能够延续下来的一般性的机制。”黄晓春说:“我们把心理意义上的‘家’重新找回来了。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正是上海这座特大城市未来重要的竞争基础。”
关键词二:凝聚力如何常态化?融情
长宁区虹桥街道,辖区内境外居民达2.6万人,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少小区外籍居民占比超过50%。2月下旬,多国疫情爆发,境外人士纷纷回到上海,这个上海最“国际化”的街道,如何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又如何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凝聚在一起?
以情动人。“我是在这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从古北新区建成时就有一个叫‘小联合国’的融情工作法。对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要把‘情’融在一起。经过了十几、二十年,终于打破了坚冰,把工作真正做到家。”香港籍居民美丽华物业总经理议事员方耀民说。
方耀民说:“这一次疫情,让外籍居民对社区的工作人员,对居委会街道有了信任。这个信任感是前所未有的,给我们下一步的社区工作,又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疫情让我们必须和每个人产生关联,但疫情结束了,是不是大家冷静下来以后,又各自回归到各自的岗位上去?
“疫情可以成为社区内情感联系的起点,”上海市人大代表金缨律师认为,“通过这一次疫情,居民之间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大家在情感上有了更深的联结,未来我们基层工作者、志愿者要共同把这种情感维系下去。如果疫情之后大家又关上门互不认识,那么这种情感的联结就被浪费了。”
黄晓春总结了虹桥街道之治可以延续的三个经验:第一,跨文化沟通和交流,解决信息不对称。第二,鼓励多元化的社群发挥作用。第三,多层次的公共服务。政府在做政府的工作,基本的托底性工作。而业委会、物业公司提供高标准的服务,因为“服务”可以化解忧虑。
“虹桥国际化社区建立了一个基于跨文化沟通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可复制、可推广。”
关键词三:技术如何赋能社会治理?大数据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面积达21平方公里,比黄浦区还大0.43平方公里,最大一个小区转一圈得走2万步,一个多小时;疫情期间,最多同时有1159人居家隔离,高峰时最多一天接回了166位入境人员……然而,街道层面的公务人员只有66人。怎么保证防控疫情不出错,守好门、看好人?
在花木街道城运中心数据平台上,能看到橙、黄、蓝不同颜色,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块“大屏”主要是为了便于疫情期间的人员管理,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后台大数据查看返沪人员情况。每个小区根据返沪人员数量进行颜色标注,红色说明返沪人数多,需要多关注。
疫情的发生,加速了社区大数据平台的搭建。但后疫情时代,大数据能否成为社会治理能力?花木城运中心数据组人员吴玄玉认为,大数据平台是很灵活的,现在是疫情的场景,之后如果遇到其他的场景,平台的设置也可以灵活调整。
“疫情期间,我们承担着花木街道的疫情消毒工作,工作量很大。比如我们今天知道花木有75个点位,这75个点位很模糊,如果有直观的图,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天热了,花木有多少雨水井、污水井、绿化带等,那就更好做卫生了。”花木街道除害站站长李荣宾说。
“今天的花木,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黄晓春说:“第一,它解决了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二,城运中心对整个基层政府运行的流程管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监督和提升作用,它使得行政管理部门的流程迅速优化。第三,在数据平台上,跨部门的信息协同越来越成为可能,甚至商业部门的数据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治理体系,帮助更好地解决问题。当我们有了海量的数据,我们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尤其是公共资源的配置,就可以做到未雨绸缪、精准布局。”(图片均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