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澎湃时刻

——上海格致中学对1949年的集体记忆

柯瑞逢

2019年05月25日16:16 来源：人民网-上海频道

1949年，是中国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这非凡时刻，上海格致中学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

1949年春，新中国即将诞生，国民党当局白色恐怖甚嚣尘上。时任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的1950届校友何祚榕清晰回忆：“当时党内生活重在革命气节教育，强调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坚持斗争，树立不怕牺牲、永不叛党的决心。为防范敌人迫害，上级要求我们每天看《新闻日报》寻人启示栏目，如果有署名吴玉章的在寻人，那就是近日将有大逮捕。如果有人突然登门送两碗面条来，那就是立即转移的紧急通知。”

3月某日，地下党员1948届校友张贤弼接到“紧急撤离，暂不来校”通知，赶紧回家将一条晾在阳台上的白手绢收进来，这是表示自己“不在家”或者“出事了”的暗号，并告诉母亲，暂不回家了。“母亲知道我在干啥，默默地点了点头。我住到同学家里，保持与党组织联系，分担着党组织的任务，直到解放。1950年，在一次参观市工人文化宫布展的上海学生运动展览会上，我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解放前学生运动黑名单上”。

在保存革命力量的同时，党的外围组织“格致地下学联”迅速发展起来。

4月上旬某个周日，以“春游”为名，约50名学联成员赶到同济大学参加集会。上午学唱进步歌曲、学跳扭秧歌舞。中午时分已聚集各校学生近千人，在临时拉起的“沉痛悼念于子三烈士”白布黑字横幅下，浙江大学代表愤怒控诉国民党特务残害其进步校友的罪行，全场义愤填膺。突然，大批军警包围了同济校园，强行驱散学生，“我们被押上一辆辆卡车、在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监视下驶回市中心。但是同学们一点也不畏惧，情绪激昂地围在一起，在卡车上高唱刚学会的《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好地方》《你是灯塔》《向着太阳》等革命歌曲。”

4月20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接着又宣布了解放军进城的《约法八章》（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党支部当即组织成立了以地下学联为骨干，吸收进步学生参加的“格致中学宣传队”在校内秘密刻印好《约法八章》，分成小组，穿街走巷，机敏躲过军警和特务搜身，反复到闹市区大剧场、大商铺散发解放军的文告。1950届校友王宗南当时还接受了印制“宣传队”臂章的任务，他依照党组织提供的臂章图样和汤廷诰老师捐赠的一块银元，请班上擅长美术字和木刻的同学刻好模版，再添上父亲为防战时失散给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块银元，扯了一大块白布，连夜制成了近百块臂章。

1953届校友陈鸿璆则接受了绘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巨幅画像的任务，找了关系甚好、居所宽敞的同学家里，用课堂学到的“打格放大”手法，花两天课余时间，把分开画成的好几张图纸粘合起来，圆满完成了任务。地下学联和进步学生还组成了保护学校财产组、活报剧组、歌咏舞蹈组、演讲宣传组，各司其职，分头活动。各组空闲时，又都抓紧秘密制作红星、小花和标语，藏匿起来随时备用。尽管学校驻有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一个小分队，大家须格外小心，但没人害怕。

上海解放前夕，曾任学校第二任地下党支部书记的1943届校友钟沛璋奉命调回上海，负责迎接解放的宣传工作，他深情回忆——

5月27日清晨，在上海四周枪炮声还不断的时候，标语、传单已遍布各处，“在跑马厅钟楼上，升起了我母亲和大姐连夜缝制的巨大红旗。在国际饭店和大新公司（现第一百货公司）窗外，挂起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

许多上学途中的格致学生也突然发现警察局的门柱上已挂出白旗，“啊！上海解放了！”顿时热血沸腾，挟着书包一口气奔进学校，大家欢天喜地扛着橫幅、打着红旗、带着浆糊、呼着口号、敲锣打鼓，组成黄浦区第一支欢庆解放的游行队伍，雄赳赳地沿主要马路巡进，根本无视苏州河北岸还有敌情和断断续续的枪声……一连三四天，大家以校为家，一有空就排练群众歌曲，就去工厂和学校演出。有一次去南市区学校演出，女同学不够，男生就装上假辫子、戴上草帽、套上裙子上台了。大家疲倦了，就在礼堂的长椅上、幕布旁，和衣而寑、橫倒就睡，嗓子哑了、眼睛红了，依然情绪高昂。

鲜为人知的是，上海解放过程中还有一位1930届的格致校友陆大公功不可没。他在格致公学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后来考取工部局，进入警界，是首批掌握租界警权的中国人之一。1949年春，上海以及全国的解放迫在眉睫，根据党中央指示，为确保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国民党垂死灭亡前的疯狂破坏，地下党指派联络员直接对陆大公开展策反争取和组织起义工作。5月25日，已接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代局长之职的陆大公，按我党指示意见，通令上海各警察分局“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持秩序，听候命令”，指挥各警察分局悬白旗向解放军投降，维持了上海市区的秩序，使苏州河以南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生枪劫、烧杀等破坏活动。针对后来苏州河北岸邮电大楼仍有国民党残部负隅顽抗，陆大公即与邮电局局长通话，劝降了国民党残部的两个团。同时，他还全力保存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有关文件、档案和武器，并设法营救张澜、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又将所掌管的市警察局的印章上交我军管会，为上海的解放做出了贡献。他被军管会留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部顾问，配合做好各项接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