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

藍色針織外套，白發梳得整齊利落，袁鈞瑛態度溫和、步履輕快，走到約定採訪的位置。一聊起科研，她的眼睛登時發亮：“科研就像解謎。普通解謎是別人給好條件找答案。做科研的樂趣，是自己設計實驗、提出假說，主動探尋真相。這個過程非常好玩！”

這份“好玩”，貫穿了她40余年的科研生涯。

恢復高考后的上海首屆理科狀元、哈佛首位亞裔女性正教授……袁鈞瑛身上標簽眾多。但在學生口中，她有一個更鮮活的標簽：“高能量科研女孩”：一個想法冒出來，不耽擱，馬上求証，在任何場合都能快速進入工作狀態。

這位上海姑娘，1977年考入復旦大學，畢業后赴美求學，之后回國執掌中國科學院生物與化學交叉研究中心，持續探索細胞死亡奧秘，為阿爾茨海默病、漸凍症等神經退行性疾病的治療開辟全新路徑。

憑借對程序性細胞死亡分子通路的開創性研究，她與另外三位科學家共同摘得2026年世界頂尖科學家獎“生命科學或醫學獎”。

和袁鈞瑛面對面，充沛的科研激情扑面而來——謎題一日未解，探索絕不止步。

袁鈞瑛接受採訪。羅丹楊子攝

細胞會“自殺”嗎？挑戰主流觀點，在一次次追問中開辟新路

“我們那一屆復旦同學，有應屆的，也有比我大十多歲的，很多人是在很艱難的環境堅持求學，格外珍惜讀書機會。那時的復旦，人人都拼盡全力。”從復旦大學畢業后，這份求知的勁頭，被她帶到了哈佛大學。

學界很早就觀察到一個現象：胚胎發育過程中，近一半神經細胞會自然消亡。上世紀80年代，主流觀點認為，這些細胞是搶不到足夠的神經營養因子，被動“餓死”的。

“那時候，大家不知道細胞死亡會不會被主動調控。簡單說，主動調控指的是細胞會‘自殺’﹔而 ‘餓死’屬於被動死亡。”袁鈞瑛回憶，那個年代，生物學界幾乎沒人會接受“細胞會自殺”這一設想。但她對此產生了好奇。

袁鈞瑛（左一）在哈佛。圖源：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官網

整個哈佛，找不到一個實驗室在研究這個方向。她沒有放棄，繼續尋尋覓覓。她注意到，“線虫發育過程，固定時間點會有131個細胞有規律地死掉。”

復旦老校長談家楨的遺傳學思想，給了她啟發。“談先生是世界頂級遺傳學專家，遺傳學正是研究基因調控生命機制的學科。如果線虫的細胞死亡受基因控制，那就說明細胞死亡存在主動調控機制。”

實驗中，她鎖定了調控線虫細胞死亡的關鍵基因。她繼續追問：這套細胞死亡調控機制，在哺乳動物身上是否同樣成立？

一個偶然機會，袁鈞瑛在麻省總醫院搭建了自己的獨立實驗室。為推進實驗，她使盡渾身解數，甚至把自己分娩后留存的胎盤組織當作實驗材料……

終於，這個關於細胞“自殺”的追問有了答案。1993至1994年，研究實現重大突破，兩個重磅成果連著登上《細胞》（Cell）與《科學》（Science），証實哺乳動物體內存在調控細胞凋亡的基因，找到了大量和半胱天冬酶（caspases）同源的蛋白。哺乳動物細胞凋亡的研究大門就此開啟。

“第一次揭示細胞凋亡的分子機制后，全世界掀起研究熱潮。你現在檢索caspases，十幾萬篇論文都是從我們這項原始工作延伸出來。”袁鈞瑛說，“但就和我喜歡做飯但不愛照別人的菜譜做一樣，所有人都扎堆同一個方向，我就想找一條新路了”。

於是，在同行的詫異中，她主動離開自己一手開創的凋亡研究熱點，對准實驗裡又一個反常現象：就算阻斷caspases、抑制凋亡，細胞依舊會走向死亡。

一頭扎進這片無人涉足的科研荒原，經年累月篩選、試錯，袁鈞瑛團隊用小分子篩選技術，找到了細胞的另一種壞死機制——程序性壞死，還找到了調控程序性壞死的小分子靶點——RIPK1。

“我們還發現，RIPK1可以進入細胞核，調控炎症反應，這和所有神經退行性疾病、衰老都有非常密切的關系。”這是一項更讓人興奮的發現，順著這條線索，開發靶向RIPK1的抑制劑、研發治療藥物來治療疾病就是順理成章的目標了。

“我們自主研發的抑制劑與治療方案，預計明年就可以進入臨床試驗了。”

從最初“細胞會不會自殺”的大膽疑問，一路走向面對重大疾病的藥物研發，踏平坎坷成大道，袁鈞瑛對自己40年的科研經歷總結，隻淡淡說了一句：“遇到困難，就一個個克服。”

科研面對的，不是冰冷的數據，而是一個個正在抗爭病痛的普通人

走進中國科學院生物與化學交叉研究中心，走廊裡有一個特別的布置：牆上沒挂科學巨擘的肖像，挂著的是一幅幅神經退行性疾病患者創作的繪畫作品。

有的水彩濃烈絢爛，層層暈染﹔有的線條交錯紛亂，卻自有內在秩序。藝術與科研在這裡交織，這是袁鈞瑛特意設計的。

中國科學院生物與化學交叉研究中心走廊，患者創作的繪畫。羅丹楊子攝

袁鈞瑛曾把科研比作交響樂的多聲部合奏。真正的學科交叉亦是如此，朝向同一個科學目標，讓不同領域的“樂手”各展所長，在思想碰撞中萌生全新方向。

在她看來，當下的重大科學難題日趨復雜，單靠一間實驗室、單一學科的力量，很難找到答案。

她介紹，全球絕大多數基礎研究機構，包括哈佛，實行的都是獨立實驗室PI（課題組組長）負責制。她坦言，這套制度的好處，是充分釋放科研人員的主觀能動性。但現代科技需要復雜的技術支撐，單個實驗室無力完成，“所以我們希望融合兩種模式：保留各個獨立實驗室，保障研究者自主研究﹔同時整合多團隊優勢力量，合力攻堅神經退行性疾病這類重大難題。”

寬鬆的科研環境之下，袁鈞瑛更加看重學生獨立思考、敢於質疑的能力。她常提醒學生：“不要把讀到的每一篇論文都當成聖經。”對已有文獻要保持審慎，做實驗也不能被預設的猜想束縛。

課題組的李洋是作為夏令營成員第一次來到交叉中心的，他曾猜想，成果卓著的袁鈞瑛多半十分嚴苛。在課題組待了十年，他明白導師的嚴格，始終對准科研邏輯本身。組會上，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見，甚至指出袁鈞瑛推導中的漏洞，她反而欣喜：“這表明學生真的動了腦筋。”

她不希望學生隻會操作儀器、機械完成實驗。她期待他們從核心科學問題出發，全程參與課題設計、實驗推進與數據分析，真正練就獨立做研究的能力。

袁鈞瑛和課題組學生們登山。圖源：中國科學院生物與化學交叉研究中心

高標准之外，也有溫柔的托舉。學生虞楨曾連續一個多月困在反復失敗的實驗結果，情緒沉到谷底。袁鈞瑛將她叫到辦公室長談，幫她重新梳理思路，還主動聯系其他課題組老師一起探討。

中心制度要求師生每月至少有一輪一對一的交流，而袁鈞瑛課題組的溝通頻率更高。只要她在，辦公室的門，常常是敞開的，隨時歡迎學生溝通。

門外不遠，就是那些病人的畫。她希望，大家路過這些畫時能時時記得：顯微鏡下一次次觀測細胞死亡、試管裡一輪輪藥物篩選，面對的不只是冰冷的數據，而是一個個正與病痛頑強抗爭的活生生的人。

“不用在意別人怎麼評價，堅定走自己的路”

課題組副研究員李盈跟隨袁鈞瑛學習、合作近20年，評價她是“低調的思考者、純粹的科學家”。

和袁鈞瑛對話，她常不經意冒出讓人耳目一新的句子，那背后是她的長期思考。

“科研其實很適合女性。如果我是醫生，孩子突然生病，我沒辦法跟病人說‘等一下，我先帶孩子看病再來接診’。但科學家不一樣，寫論文、讀文獻，陪孩子去彈鋼琴、踢足球，坐在旁邊就可以同步完成。”

“現在科研環境有點嘈雜，很多人追求短平快，希望盡快產出成果。心情可以理解，但科研無法依靠評比考核來驅動。不管是科研還是求學，最重要的是對選擇的方向保有持續探索的熱情。”

談到大學生常常被績點、科研、保研這類事情裹挾，陷入“什麼都想要”的焦慮，袁鈞瑛說，“網絡信息量大，但干擾也很多，容易迷惑年輕人。認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盡全力做好，不必在意別人的評價，堅定走好自己選擇的路。”

從實驗室裡基礎發現，到最終產出可供患者使用的藥物，中間橫亙著一道被稱為“死亡之谷”的巨大鴻溝。科學原理需要反復驗証，漫長臨床試驗要持續投入海量時間、資金和人力。每往前走一步，都伴隨失敗風險。

袁鈞瑛並不諱言現實困境，“比如阿爾茨海默病，異質性非常強，發病誘因復雜，把所有患者當成同一種病症來治，肯定行不通。”

即便找到了RIPK1這個關鍵靶點，藥物開發依然矛盾重重。“研發人員希望把項目打磨完善﹔資本追求快速、低成本推進﹔藥企往往順著資本邏輯走。很多藥物開發沒有遵循科學本身的規律，這就是最大分歧。”袁鈞瑛說。

40多年科研，不斷“打怪升級”，載譽無數，袁鈞瑛仍然不斷面對難題和現實分歧。面對有志投身科研的年輕人，在採訪臨近尾聲，她一言以蔽之：“相信你自己。”

話音落下，她依舊步履輕快，趕往下一場工作行程。

統籌：吳焰 李泓冰 伍靜

記者：巨雲鵬

實習生：羅丹楊子、田娣萌、王語音

出品：大江東-復旦融媒體創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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