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正在從幾座城市各自奔跑走向整個城市群雁陣齊飛

一市三省共寫科技創新“榫卯式”規劃

共識是“辯”出來的。發改、工信、科技部門負責人來了，實驗室、高校、企業和專業領域專家也來了。量子科技、核聚變、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分組研究，再把成果匯總到總文本中。哪個省在某一領域更有基礎，就牽頭組織初稿，其他地方共同評審、打磨

9月1日，江蘇常州召開高能級創新型城市建設大會。會上，常州市委常委、副市長童劍介紹《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常州高能級創新型城市建設方案》和《推進高能級創新型城市建設的若干措施》。

方案第一條寫得明確：全面融入長三角一體化創新格局，深度融入上海（長三角）“一中心五支點、一廊兩帶”創新主干網，協同打造蘇錫常通科創圈，共同推進蘇浙皖產業科技協同聯動。

這場大會，是長三角城市共建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密集行動的一個切面。

2014年，上海被賦予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任務，此后，上海持續強化科技創新策源功能。202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建設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空間尺度由一座超大城市，拓展為一個世界級城市群。

“將上海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擴圍至長三角，就是要在前期良好工作成效基礎上，再增加三股重要的‘戰斗力量’，通過空間拓展、資源統籌、政策疊加，全面調動長三角地區的創新潛能。”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王偉楠說。

幾個月來，共建工作緊鑼密鼓推進。今年5月21日，央地共建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工作推進會在上海舉行﹔今年7月4日，滬蘇浙皖科技部門推進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工作會在江蘇南京召開。

從上海出發，向南京、蘇州、杭州、寧波、合肥等關鍵支點延展，依托G60科創走廊，沿滬寧產業創新帶、杭州灣科技創新帶，聯動無錫、常州、南通、溫州、紹興、嘉興、蕪湖等高能級創新型城市，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加快推進。

從中央部署到地方落子，從謀篇布局到付諸行動，一幅長三角協同創新的新圖景正在展開。

在區域中找位置作貢獻

今年3月中旬，上海科學會堂一張飯桌旁，記者見到了來自滬蘇浙皖四地科技部門的相關負責人和專家。那頓飯吃得匆忙，上午的工作12時30分剛結束，13時出頭，大家便陸續起身：有人趕飛機，有人趕火車，下午還要赴北京向科技部匯報。

此前兩天，關於一份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規劃，他們一直在上海集中討論、修改文本。今年以來，由一市三省組成的工作專班多次在上海科學會堂集中辦公。起初多是周末往返，后來因為時間緊，甚至連續半個月駐扎。白天，會議室裡一輪輪推敲﹔晚上，文件繼續改到深夜。

不少與會者感嘆：“一市三省科技部門集中到一起，共同編制一份規劃，以前幾乎沒有過。”

“最初是把各地內容簡單匯總，先做加法﹔之后按照協同創新理念共同研究論証，規劃任務不是積木式的機械拼裝，更像榫卯結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實現深度融合。”上海市科委綜合協調處處長韓元建形容。

討論有時很熱烈，也會有意見不一致的時候。比如，量子科技未來五年目標如何設定？上海專家主張更積極一些，安徽專家則認為需要更審慎。

共識是“辯”出來的。會議室裡，最多時30多人圍坐在一起。發改、工信、科技部門負責人來了，實驗室、高校、企業和專業領域專家也來了。量子科技、核聚變、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分組研究，再把成果匯總到總文本中。哪個省在某一領域更有基礎，就牽頭組織初稿，其他地方共同評審、打磨。

安徽省科技廳科技戰略規劃處副處長夏永康介紹，規劃編制一開始就明確了一項原則：“多說普通話，少說方言。”所謂“普通話”，強調長三角共同要做、共同能做、共同必須做的事﹔所謂“方言”，指向某一省市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項目、自己的平台。

這一原則在磨合中不斷清晰。前期討論發現，一旦文本裡點名某個具體平台或項目，其他地方往往也希望“寫進去”，文件很容易變成簡單拼盤。於是，規劃逐漸從“寫地方”轉向“寫方向”：量子科技不寫某個省市，而是從量子計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測量等技術方向布局﹔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核聚變、深空探測等領域，也以長三角整體為主體謀劃。

前不久，這份四地共寫的規劃已經發布，這也意味著各地參與建設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工作，有了基本依循和指導方向。

與此同時，長三角各地也在制定各自參與共建的實施方案，前不久，安徽省委科技委員會專題會議審議《共建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安徽實施方案》。

另外，各城市也有自選動作。南京發布《南京紫金山創新帶發展規劃》，蘇州面向滬蘇人才協同發布九條措施，杭州制定2026年工作計劃，寧波配套的若干政策已完成征求意見，常州推進建設的若干措施現已出台，溫州的工作專班組建方案審議通過……

雖然是各地文件，編制過程同樣注重與區域整體銜接。

“大家都特別注意把需要協同的內容商量充分。”合肥市科技局相關負責人介紹，方案編制過程中，合肥征求了26家市直部門意見，也與蘇州、寧波等支點城市深入溝通，並邀請安徽省科技廳指導。

常州市科技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常州方案突出新能源產業高地，這是常州最有優勢、最具特色的部分，同時更加注重與周邊城市合作聯動，“長三角合作的內容明顯增多，特別是在協同部分有新增、有加碼”。

嘉興市科技局協調處韓斌的感受也很明顯：“過去更多考慮嘉興怎麼建好，現在還要考慮怎樣服務支撐上海等地的國家實驗室、全國重點實驗室，比如能不能建設中試服務、檢驗檢測等配套平台，體現出來的是聯合。”

從“把自己發展好”，到“在區域中找位置、作貢獻”，政策文本的字裡行間，長三角城市的創新思路正在轉變。

錯位協同的創新主干網

在各自優勢領域，長三角每個城市都稱得上是“一方霸主”。

2016年，上海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獲批建設﹔2017年，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獲批建設。南京是區域性科技創新高地，寧波是“制造業單項冠軍之城”，南通正加快建設更高水平國家創新型城市，嘉興著力打造區域創新體系副中心，蕪湖則瞄准“東數西算”樞紐節點算力中心城市……

過去，每個城市都爭取來了自己的“帽子”。如今，這些科創資源被放進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大盤子裡重新審視：誰強化原始創新？誰主攻產業轉化？誰完善服務生態？城市之間既有競爭，更講協同。

“上海要把高峰建得更高，同時帶動蘇浙皖形成高原、高地。”韓元建說。目前，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正積極推進“一中心五支點、一廊兩帶”創新主干網建設。

在總體布局中，上海是中心，南京、蘇州、杭州、寧波、合肥為關鍵支點，G60科創走廊、沿滬寧產業創新帶和杭州灣科技創新帶形成傳動軸，上海張江科學城、上海“大零號灣”、南京紫金山創新帶、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合肥濱湖科學城等，承擔更多原始創新和技術突破任務。

這類似一個由各有所長的城市組成的“科創團隊”。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陳雯曾作過一個生動比喻：上海像“大腦”，集中了全國密度最高的大科學設施群，集成電路產業規模約佔全國25%，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三大先導產業高度集聚﹔江蘇更像動力十足的“產業轉化器”，制造業體系完整﹔浙江是“最會長新物種”的地方，杭州“六小龍”等硬科技企業頻頻出圈﹔安徽在量子信息、核聚變、深空探測等前沿領域具有顯著優勢，合肥集聚了一批國家級大科學工程。

長三角還布局7個高能級創新型城市，包括江蘇無錫、常州、南通，浙江溫州、紹興、嘉興，安徽蕪湖。

陳雯認為，長三角既需要原始創新高地，也需要產業轉化型城市打造市場化、專業化服務體系，跨越創新成果產業化的“死亡之谷”，還需要生態賦能型城市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構建一體化區域創新共同體。高能級創新型城市可在“科學研究—技術研發—技術應用研發—產品轉化—產業化—市場化”全鏈條中，因地制宜選擇適配環節，實施“精准專業化”策略。

這樣的分工，強調錯位協同，也鼓勵各展所長。正如王偉楠所說，“擴圍的深意不是平均用力，而是引導各城市發揮優勢，形成各展所長、錯位互補的協同創新網絡新格局”。

如此考慮逐步落地到具體實踐中。南通市科技局戰略規劃科石軍說：“現在是在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框架下謀發展，不能隻關注自身，重點要跟上海、跟周邊城市在產業鏈、創新鏈上融合，大家一起共同織網。”

“織網”，首先要避免重復建設。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未來產業，各地都有基礎，也都有沖勁。若缺少統籌，容易形成低水平重復，甚至無效競爭。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過程中，謀劃建立未來產業布局監測機制，引導有基礎、有資源稟賦的城市先行，其他城市在細分賽道補位。

以量子科技為例，合肥在量子信息、量子通信等方面有優勢，其他地方不簡單重復布局，而是在量子計算、量子精密測量、量子材料與器件等細分方向協同推進。如果四地沿同一路徑推進，一旦遇阻，可能影響長三角整體競爭力﹔如果各自探索不同路徑，就能形成更有韌性的創新組合。

硬布局要錯位，軟機制更關鍵。平台如何共建共享？人才如何跨區域流動？成果轉化收益如何科學分配？統計指標如何合理安排？這些問題已進入深水區。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共建，不能隻靠文件“牽手”，更要在制度上“扣緊”。

近年來，上海在科技金融方面持續加力，評價周期更長、導向更前瞻﹔江蘇科技與產業融合、成果轉化體系較為成熟﹔浙江在數字化改革、要素市場化配置方面經驗豐富﹔安徽在重大科技任務組織、前沿領域布局和科技金融支持方面形成特色。互學互鑒，向體制機制改革的“優等生”看齊，正成為共建過程中的重要內容。

跨區域協同的新機制

過去在長三角科技創新協同中曾面臨一些堵點。

有受訪者提到，聯合攻關項目申報時，四地科技部門共同蓋章，但立項支持仍以各地為主﹔受現行財政政策制約，資金通常只能在本區域內使用，跨區域協同投入難以真正形成合力。

盡管如此，以企業為研發主體的聯合攻關，對於整合產業鏈上下游創新力量十分重要，也最能體現政府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和創新生態營造者的關鍵作用。

一家量子企業的情況便是例証。“量子計算尚處產業化早期，訂單少、風險高，供應商投入研發動力不足，協同研發意願不高。”企業負責人一度犯難。后來，公司參與了一項政府牽頭的聯合攻關計劃：由鏈主企業牽頭，把子課題分給產業鏈上游供應商。

“項目資金可能不算多，但供應商看重承擔高水平項目的機會，也願意投入。更重要的是，政府項目形成了比普通合同更強的約束，產業鏈上下游合作更緊密了。”這位負責人說。

可以預見的是，若聯合攻關跨越省域，科創要素得以在更大范圍內流動，協同效應會進一步放大。

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共建以來，嘗試為一些“老大難”問題找解法。比如，針對財政資金不能跨域的限制，一市三省探索設立基礎研究聯合基金，把資金放到一個“池子”裡，共同提煉長三角產業發展中的共性科學問題，共同選擇答題者。

“科技創新中心是城市（群）演變過程中的一種形態。”王偉楠說，科技創新進入高度復雜化、系統化階段后，單一城市主導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路徑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突出表現為發展空間不足、創新鏈條缺失、成果轉化受限等。在全球競爭格局下，以城市群為整體單元整合區域創新力量、一體化共建科技創新中心，已成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發展的主要趨勢。

長三角一體化的發展脈絡也印証了這一點。

2008年，《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出台，彼時創新更多服務於產業共性技術攻關和科技資源共享。2016年，《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提出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高地”，創新鏈開始更明顯牽引產業鏈。2019年，《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出台，科技創新共同體成為區域合作治理的重要內容，產業鏈與創新鏈進入雙向深度融合階段。

如今，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把這種融合推向更高層級。

過去，不少關鍵支點和高能級創新型城市與上海已有深厚合作基礎。比如，上海和蘇州兩地發明授權專利合作數量由2010年的20.30萬件增至2023年的129.88萬件，增長了5.4倍﹔南通與上海市科委簽訂兩輪科技創新全面戰略合作協議，南通70%的企業與上海80%的高校有合作關系，各縣市區在上海都有合作園區。

未來，工作機制已在跟進。嘉興等地正在組建工作專班，把縣區分管負責同志納入其中，建立月調度、季匯報、年部署機制，形成“知識清單、實施清單、証據清單、對接清單、成果清單”，建立市縣貫通、專人跟進、協調聯動、督導指導機制，推動任務落地。

從“上海”到“上海（長三角）”，一個括號之變，背后是發展格局之變。

長三角科技創新，正在從幾座城市各自奔跑，走向整個城市群雁陣齊飛。

（來源：解放日報 記者 鞏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