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老娘舅”調解“有水平” 用“情理法”解開基層千千結

“每次化解掉一個案子，聽到當事人由衷對我說‘王老師，謝謝你’，我就非常有成就感。”王立夏說。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正式頒布施行，王立夏也在這一年走上了人民調解員的崗位，成為一名上海人口中的“老娘舅”。14年來，從一名街道司法所的基層調解員，到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王立夏調解工作室”，她帶領團隊用“情理法”化解婚姻家庭、醫患、消費等各類糾紛，共調解糾紛3萬余件、開展普法宣傳活動100余次，筑起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第一道防線”。

從“擺不平”到“有水平”

王立夏至今記得，有一天接待窗口來了一位老阿姨申請調解，她的女兒、女婿鬧離婚，女婿擅自將外孫女藏在家中不讓探望。得知由王立夏負責調解，老阿姨連連擺手：“不行不行，小姑娘擺不平的。”王立夏趕緊解釋：“阿姨，我和你的女兒女婿是同齡人，溝通起來更容易！”接著，她從法律角度分析現實情況，提出調解思路和辦法，老阿姨總算同意試一試。

調解的過程並不順利，雙方各執一詞，誰也不肯讓步。王立夏敏銳覺察到，矛盾的關鍵主要在男方。為了快速“破冰”，她一方面向男方嚴肅指出不讓孩子母親探望是違法的，另一方面誠心勸導：“孩子還小，不能隻有爸爸，也需要媽媽的關心和關愛……”

這張“感情牌”起到了作用，王立夏從這位爸爸的眼神中覺察到一絲觸動，便趁熱打鐵向其明晰法律賦予父母的探望權。男方第一次做出讓步，同意讓女方周末帶孩子。

通過多次電話聯系和面對面交流，王立夏和男方初步就調解方案達成了一致。但在約定探視的前一晚，男方又電話推翻了調解方案。經過長達一個小時的溝通，男方說出實情，他擔心女方接到孩子后也會把孩子藏起來。為了打消男方的顧慮，王立夏承諾早上親自陪同女方接孩子，晚上再陪同送回去。

這一舉動深深打動了兩位當事人，最終雙方放棄打官司，帶著王立夏草擬的協議書到民政局辦理了離婚手續，友好協商了孩子的撫養權和財產分割問題。當初那位不信任王立夏的老阿姨，也特地找到她表示感謝，夸她“有水平”。

從一個人到一支團隊

隨著調解工作從傳統的婚姻家庭、鄰裡糾紛等，不斷向勞動爭議、道路交通、知識產權等行業性、專業性更強的領域拓展，王立夏開始思考：如何將調解的觸角進一步延伸，服務更多的群眾？如何更好發揮新時代“楓橋經驗”，實現矛盾糾紛訴源治理？2018年，王立夏成立了“王立夏調解工作室”，創辦了以“人民調解”為核心的社會調解組織——“冰之融法律服務中心”。

從“一個人”變成了“一支團隊”，王立夏牽頭負責的調解工作接觸到了更多疑難糾紛，並主動走近殘疾人群等弱勢群體，為他們提供法律保障。配合開展評殘工作，是這支調解團隊為弱勢群體提供矛盾化解服務的一個縮影。

由於制度上的不完善，七八年前，評殘現場相關各方矛盾層出不窮，甚至需要出動警力來維持秩序。后來，主管部門轉變思路，委托調解人員進駐評殘現場提供法律服務和保障。

結合現場各種偶發情況，王立夏團隊在吃透相關法律法規精神的基礎上，探索推動評殘規則制度創新突破，從一年三次評殘過渡到每周一次，將非預約制改進為預約制，不斷優化評殘工作。

如今，王立夏團隊服務的4家醫院每周評殘時，都有兩名團隊的調解員值守現場。從2018年至今，已協助楊浦區12個街道3.5萬余人完成了殘疾評定，服務單位對工作的評價優秀率達到100%。

協作聯調實現多元解紛

王立夏曾經歷過一起長達十余年的“馬拉鬆式”的醫療賠償糾紛。患者因腎絞痛於2009年住院手術，術后出現血尿，每日腹痛難忍，與醫院協商賠償不成，多次上訪無果，霸佔醫院病床長達十年。歷經多次調解，糾紛始終未能解決，患者並發偏執型精神分裂症，行為嚴重影響其他病患的診治。

怎麼辦？王立夏組織了一支由調解員、公益律師、醫學專家三方力量組成的解紛小組，開啟這場調解“拉力賽”。

王立夏主打情理規勸牌，勸說醫患雙方各退一步，先將患者轉入分院治療，同步解決爭議糾紛﹔律師主打法律保障牌，不僅全程釋法釋疑，還通過法院特別程序為患者父母申請到監護人資格，同時邀請醫學專家開展醫療行為評估，在此基礎上科學制定賠償方案。

歷時大半年，經過各方反復調解溝通，最終醫方同意將拖欠的醫療費與醫患糾紛補償一並處理，對患者作出合理賠償，患者也依約出院回家休養，糾紛終於化解。

“哪裡有矛盾糾紛，哪裡就有人民調解。”為了第一時間為有需要的老百姓提供幫助，王立夏努力用“情理法”解開基層千千結，踐行“人民調解為人民”的初心。（記者 謝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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