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大数据能否成为治理能力？

编者按：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在65万个城乡社区从事着疫情监测、出入管理、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工作。对于上海这样一座特大城市而言，社会治理工作如何从疫情防控中积累经验、整合资源，从而推动社区工作的全面进步？

特大型城市人口集聚，数据能否成为治理能力？未来如何做社会动员？邻里守望可持续吗？……自6月1日起，上海新闻广播《市民与社会》栏目携手人民网上海频道、上海大调研、上观思想汇等媒体推出系列节目：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大讨论，“面对突发事件”，五里桥、花木、虹桥、天平街道和吴泾镇率先交出答卷，为未来社区治理提供新方法。

面积达21平方公里的花木街道比黄浦区还大0.43平方公里，最大一个小区转一圈得走2万步，一个多小时；疫情期间，最多同时有1159人居家隔离，高峰时最多一天接回了166位入境人员……然而，街道层面的公务人员只有66人。怎么保证防控疫情不出错，守好门、看好人？

6月2日，在经历了一次特殊疫情后，花木街道的居民代表、属地企业、数据工程师、社区工作者、专家学者等围坐一起，展开一场关于“数据守好门”的讨论。

怎么用大数据守好门？

在花木街道城运中心数据平台上，能看到橙、黄、蓝不同颜色，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块“大屏”主要是为了便于疫情期间的人员管理，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后台大数据查看返沪人员情况。每个小区根据返沪人员数量进行颜色标注，红色说明返沪人数多，需要多关注。

工作人员点开银泰小区的30号楼，瞬间整个楼的剖面图就展现在眼前。花木城运中心数据组人员吴玄玉介绍道：“我们现在做到了一楼一图和一房一图，每一户都有对应的情况，分别用橙色、黄色和蓝色头像来代表不同地区的返沪人员。如果满14天的隔离期，这个头像就会变成空心头像。”

不仅每栋楼每一户房屋居住、出租、空置情况一目了然，老人、幼儿、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党员、志愿者、楼组长也清晰显示。

“比方说我的小区有很多的特殊人群，残疾人、独居老人。这个数据平台对于这些人群都有图标，会提示我们去跟进，做进一步的特殊关爱服务，比如说预约口罩、购买口罩。”培花社区第九居民区党支书记顾燕华说道。

培花社区第九居民区党主任顾美凤补充道：“一个独居老人在家摔倒了，我的手机马上就显示出来。他通知120的时候，我们几乎同时就知道了，然后15分钟之内，居委人员直接到他家了。”

“用大数据平台还可以避免反复劳动，因为如果单靠大脑记忆，难免会有遗漏，需要反复核查。在疫情期间如果出现一个遗漏，那就太危险了。”牡丹社区居民区书记罗恂说：“这个平台很强大，只要有了基础数据，就可以一键整理，大大减轻了基层社工的工作量。”

大数据会侵犯隐私权吗？

16岁留学生在讨论时谈到：“我从机场回来，我们居委会的书记把我送到家里，门口装了一个摄像头（智能门铃）。如果在14天内出门，就会被看到。”

在门口装摄像头这个行为，在法理上有出处吗？大数据平台的如何划分？现场专家们“杠”了起来？

 留学生家长徐敏说：“过后我跟儿子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其实当时的那种不自由是为了疫情过后大家的更多自由。所以提前的付出是值得的，这样想的话我心里头就踏实了。”

疫情期间，做了40天的志愿者姚媚说：“我生活在新加坡，跟花木非常像，它的智能化管理及社区管理。我怼一下，在这场疫情当中，我们建设起一个守望相助的平台，我觉得理解胜过所有法律。”

然而，上海政协委员游闽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需不需要法律不能根据结果来判断，疫情期间花木做了正确的事，所以觉得不需要法律；但是如果是错误的呢？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准则的。” 游闽健同时也是一名律师，他在疫情期间曾提出，各个地方的防疫措施不统一，存在一定程度的侵犯权益的问题，并建议统一一个尺度，在一些突破性、创新性的问题上尤其要慎重。

未来，大数据还能做什么？

疫情的发生，加速了社区大数据平台的搭建。但后疫情时代，大数据能否成为社会治理能力？

吴玄玉认为，大数据平台是很灵活的，现在是疫情的场景，之后如果遇到其他的场景，平台的设置也可以灵活调整。

“疫情期间，我们承担着花木街道的疫情消毒工作，工作量很大。比如我们今天知道花木有75个点位，这75个点位很模糊，如果有直观的图，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天热了，花木有多少雨水井、污水井、绿化带等，那就更好做卫生了。”花木街道除害站站长李荣宾说。

“数据应该帮助基层减负。”花木街道社区服务办人员黄卉说：“比如，当我去社区服务的时候，突然需要交张表格，我可以直接用手机里的办公软件，根据需要把动态数据填进去。还可以根据数据提供的低保、残疾人、有助餐需求的老人在哪里，及时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让我们的社区工作更主动。”

“上海智慧城市必须靠你们来建！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疫情，大家积极性不会这么高！你们建了之后发现，原来有更多很好玩的用法，原来可以让大家更省劲更有效率。”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秘书长认为，再好的技术不从基层需求出发，是没有价值的。

大数据平台将社区工作者从繁杂的表格当中解放出来，就可以真正地投身于社区服务中去。那么在大数据的推动之下，社区工作者的思考方式和未来的工作方法能匹配吗？

“今天的花木，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黄晓春认为，大数据在新一轮的城市治理中发挥了四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第一，它解决了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花木街道这么大的范围，传统上靠有限的人力资源，很难面面俱到，信息化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帮助管理者时刻整合资源，及时反馈民众需求，政府部门得以快速反应、高效处理问题。第二，城运中心对整个基层政府运行的流程管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监督和提升作用，它使得行政管理部门的流程迅速优化。第三，在数据平台上，跨部门的信息协同越来越成为可能，甚至商业部门的数据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治理体系，帮助更好地解决问题。最后，当我们有了海量的数据，我们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尤其是公共资源的配置，就可以做到未雨绸缪、精准布局。”（图片均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