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已有28省份的170多个地市发放了190多亿元消费券,如何发券才能释放出最大效果?
5月14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布《数字消费券助力中国经济“疫后”重建》研究报告。报告认为,数字消费券可作为常态化政策选项,应当确立消费券发放的国家标准,以确保消费券发放效果的最大化。
报告指出,与此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发放现金或纸质消费券相比,此次我国各地政府发行的数字消费券,具有“见效快”“杠杆高”“易监测”等明显优势。目前,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美团等为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使用较多的平台,其中支付宝发放地区和发放金额最多,超过第二、三、四名的总和。鉴于支付宝在此轮数字消费券发放中展现出的绝对优势,报告以其为例,对通过支付宝发放通用券的杭州、发放行业券的绍兴和共同发放两类券的郑州三个城市进行了实证效果分析。
分析认为,面额较小的消费券对“必需型”消费拉动效应显著,面额提高后可拉动“享受型”消费,合理的消费券门槛设置可以大幅提升消费券使用效率。此外,杭州、绍兴等地每轮消费券的核销率都大幅提升,说明成规模、持续多次的发放更容易刺激消费者积极的申领和使用。
报告还建议,可参照支付宝模式设立消费券发放标准。政府在选择数字消费券发放平台的时候,应该遵从 “四大标准”“八大能力”,并确立消费券发放的国家标准,为大规模、长期化发券提供技术保障。数字消费券政策实现预期目标的首要前提是用户的实名制,确保消费券发放至真实及特定消费手中,选择实名制程度不高或者合作商户有限的平台,容易导致资金流失、民众参与度不足、消费券发放时间长、核销率不高等问题。同时,数字消费券要严防黑灰产,保障资金安全,应选择具备金融级风控能力的平台。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胡滨表示,数字消费券不仅可以雪中送炭,还能锦上添花,不仅是短期政策,更要作为一项长期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用于促消费、定向扶持低收入人群,乃至精准扶贫等领域。如杭州就向湖北恩施和贵州黔东南定向发放了扶贫消费券。从长期来看,经济实力较弱地区仍是拉动我国内需的重点区域,在这些地区发放数字消费券既具备可行性,也具有针对性。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和需求收入弹性相对较大的商品“精准”施策,运用消费券政策刺激消费和促进经济复苏将会收效更佳。
昨日(5月13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人民政协报主办的云论坛上也建议,将消费券作为长期手段,并进行顶层的制度设计,在制度前提下允许一城一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