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卡其色的西裝外套，深藍色的領帶錯落印滿白色大象與犀牛——那是肯尼亞草原上的生靈。腳上一雙鞋頭微翹的溫潤牛仔皮靴，維什瓦·迪克西特就坐在我們面前，這位科學家有某種探險家的浪漫。

“哦！又是你！”迪克西特笑了。

此前，在世界頂尖科學家獎獲獎者校園行活動中，我們已經有過初次交流。作為2026年世界頂尖科學家獎“生命科學或醫學獎”得主之一，他與袁鈞瑛、王曉東、邵峰共享這份殊榮，嘉獎他們闡明多類程序性細胞死亡的分子通路，並解析通路如何調控生理功能，參與疾病發生。

獲獎理由指向一個深刻的生物學問題：細胞如何死亡。

四人中，迪克西特是唯一長期在藥企工作的科學家。1997年，他辭去在密歇根大學的職務，加盟生物技術企業基因泰克，在那裡深耕29年。

採訪當天的維什瓦·迪克西特，深藍色的領帶錯落印滿白色大象與犀牛。金立旺攝

投身一場壯觀的“死亡之舞”

想象一下，如果體內細胞永遠不會死亡，生命會是什麼模樣？

非但不會永生，反而會走向災難。手指之間將一直保留著本該退化消失的胚胎時期的蹼，演變為並指畸形。成年后，衰老、受損、受病原體感染的細胞得不到清除，極有可能發展成腫瘤。

迪克西特窮盡數十年鑽研的，正是細胞如何死亡。

很長一段時間裡，細胞生物學的主流都聚焦細胞的生存周期研究，細胞死亡是鮮有人涉足的冷門賽道，甚至這也不是迪克西特最開始的人生選擇。

1981年，迪克西特初到聖路易斯的巴恩斯醫院。此前他在肯尼亞內羅畢行醫，臨床功底扎實，卻幾乎沒有實驗室經驗。生物化學教授比爾·弗雷澤問他有沒有用過移液器、pH計，但他只能想起試紙。即便基礎如此薄弱，弗雷澤仍然給了他機會，讓他在自己的實驗室做血小板黏附實驗，一切從最基礎的操作教起。

“我想他看到了我身上那股熱情，那種願意拼搏、渴望闖出一番名堂的勁頭。他願意給我一個機會，這真的很慷慨。”迪克西特回憶。

在弗雷澤實驗室，迪克西特第一次意識到，科學前沿的結論並非牢不可破，就像真理恰恰在不斷思辨中成型。

1986年，迪克西特入職密歇根大學，研究血小板反應蛋白。經費充足，論文產出穩定，團隊逐步壯大。這是一條穩妥而體面的學術道路。然而幾年后，他清醒地意識到這個領域已經高度成熟，自己不過是在修修補補，扮演一個“配角”，很難實現顛覆性突破。

在個人口述史中，他這樣復盤當時的心境：“我可以擁有一個還算高產的學術生涯，卻打不出‘全壘打’，不可能成為做出重大突破的知名科學家，也無法實現小時候成為探險家的夢想。”

於是，他掉頭轉向細胞死亡研究。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談及這場冒險，他眼中閃閃發光，“我的人生，冒過很多類似的風險。”他也承認，這份勇氣背后留有退路，萬一失敗，大不了回去行醫……

談及研究，維什瓦·迪克西特眼中閃閃發光。王澤渝攝

人生的事自有潮汐：在迷霧中等來關鍵一刻

細胞死亡並非隻有一種單一模式。

最典型的是細胞凋亡：細胞體積縮小，細胞膜起泡，細胞核凝聚碎裂，分解成若干由膜包裹的微小凋亡體，被巨噬細胞安靜地吞噬。全程幾乎不會引發周圍組織炎症。

迪克西特著迷地將這個有序的過程，比喻為一場壯觀的“死亡之舞”。

另一種是細胞焦亡：細胞膜上打開孔道，細胞內部物質向外釋放，主動招募免疫細胞趕來。它並非安靜落幕，更接近於一種自毀式的危險警報。

上世紀90年代初，迪克西特在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系任教。彼時學界已能觀察到凋亡的形態變化，但究竟是哪些分子在執行這套死亡程序，依舊是巨大謎團。

迪克西特與學生穆尼什·特瓦裡想到一個朴素甚至有些笨拙的實驗思路。他又開始了“一次冒險”：向培養的細胞逐個添加抑制劑，如果某一種化合物可以穩徹底阻斷細胞死亡，它所靶向抑制的分子，就可能是凋亡通路的核心關鍵。

那一年充滿挫敗。他們幾乎逐一測試Sigma試劑目錄中的數百種化合物，效果最好的一種也僅能做到部分阻斷細胞死亡。

“成功與失敗總是交替輪回，而你必須學會在迷途中坦然承受。”迪克西特在起伏中繼續向前。團隊從一篇前沿文獻中汲取靈感，並在杜克大學蓋伊·薩爾韋森的幫助下，獲得研究所需的病毒蛋白。

“那是我科研生涯中不可思議的一天。”迪克西特回憶，那天他正在辦公室寫基金申請，做實驗的穆尼什突然沖進來，一把將他拉到顯微鏡前：原本激活死亡受體就會快速凋亡的細胞，加入這款病毒蛋白后，全都生機勃勃，仿佛死亡程序從未啟動。

莎士比亞《裘力斯·凱撒》裡有一句：“人生的事自有潮汐，趁漲潮而行，便通向幸運﹔錯過了，一生的航程就困在淺灘與苦難之中。”順著科研潮汐，迪克西特的指尖，終於挑開一場壯觀至極的“死亡之舞”面紗。

維什瓦·迪克西特回憶自己的科研歷程。王澤渝攝

既吃到蛋糕，又留著蛋糕：游走在基礎科研與產業之間

1997年，生物技術企業基因泰克向迪克西特伸出橄欖枝。

彼時基因泰克還是獨立公司，被譽為全球生物技術行業的開山鼻祖。這家藥企與眾不同：願意劃撥資源投入基礎研究，並設有博士后項目。

“這種獨特的混合吸引了我，”迪克西特解釋，科研的兩端，一邊是大學純粹的基礎研究，另一邊是藥企面向市場的藥物開發﹔而基因泰克能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他比喻道，“既吃到蛋糕，又留著蛋糕”。

他辭去密歇根大學教授的職位，前往基因泰克擔任分子腫瘤學主任，同時保留獨立實驗室。此后29年，他一邊統籌監管藥物研發管線﹔一邊持續深耕基礎研究，推進對細胞程序性死亡的研究，並把研究一步步發展到炎症性細胞死亡。2015年，他們終於找到了執行細胞焦亡的關鍵分子。

幾乎同一時間，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邵峰團隊也在《Nature》上發表論文給出相同結論。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李繼喜向我們解釋，兩支隊伍各自獨立開展研究，採用截然不同路徑抵達同一個答案：迪克西特團隊用誘變小鼠做正向遺傳學，從生物表型出發反向定位基因。邵峰團隊借助全基因組CRISPR篩選，在細胞層面鎖定焦亡的執行分子。

本屆頂科獎“生命科學或醫學獎”遴選委員會主席、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蘭迪·謝克曼評價道，迪克西特等科學家通力合作，共同將程序性細胞死亡的研究從形態學描述推進至明確的分子機制層面，為多種疾病的潛在治療策略提供了依據。

而這些機制的重大突破，為癌症、自身炎症疾病提供了全新治療思路，從基礎研究到臨床前沿，程序性細胞死亡已經成為現代醫學最重要的藥物靶點方向之一。

從凋亡走到焦亡，站上2026年世界頂尖科學家的頒獎台，迪克西特滿是感慨：“時間、耐心和信念，可以開啟非凡的旅程！”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的油箱裡還有很多油，我依然對科學和研究感到興奮。”

死亡要比生命更長久，留下比生命更恆久的記憶

30多年鑽研細胞死亡，我們不禁發問：死亡對他意味著什麼。

“我們每個人都有半衰期，終將走完生命的循環。”他答得從容淡定，“真正重要的，是我們活著的時候，我們對同類、對這個星球、對環境帶來了什麼。能不能以自己微小的力量，讓世界比我們遇見它的時候，變得更好一點點。”

迪克西特成長於肯尼亞，父母是印度裔移民。少年時代，他上過幾乎全是非洲孩子的學校，也進過以歐洲裔學生為主的課堂。他體驗過殖民統治帶來的沖突，也在非洲的醫院裡見過資源極度匱乏的窘迫現實，見過普通人承受的苦難。

“這一切提醒著我，我何其幸運。”迪克西特說，自己擁有家庭的支持，一路上也得到過許多幫助。可在肯尼亞，許多天資聰穎的孩子，只是因為沒有機會，才華就此埋沒。

“中國有一點讓我很觸動，”他說，“在這裡，教育受到尊重，而且面向大眾可及。一個孩子只要聰明、有能力，就有向上的機會。”

跨越多國的成長經歷，讓迪克西特感受良多，“從中我真正學到：人類彼此之間的共同點，遠大於分歧。但部族、群體之間的對立，常常讓擁有諸多共性的人們相互敵視，這是真正的悲劇。”

十歲那年，迪克西特讀完探險家的故事，覺得自己也可以“不朽”——不是不死，而是被歷史記住。60年后，他爭取“不朽”的方式，是在人類文明的金字塔中留下自己的印記，“產出足夠重要的科學知識，重要到能夠寫進生物學、醫學的入門教材，讓一代代學生讀到它們”。

在他看來，這是屬於科學家的、比個體生命更加長久的留存。

採訪尾聲，他接過我們遞上的《走近世界頂尖科學家》一書，從口袋中取出黑框眼鏡。修剪整齊的胡須，隨著笑意微微顫動。他在扉頁上一筆一畫簽下自己的名字：Vishva M. Dixit。

這隻文創小熊，最終被送給維什瓦·迪克西特留作紀念。王澤渝攝

統籌：吳焰 李泓冰 伍靜

記者：曹玲娟

實習生：王澤渝 錢忠原 江蘊琪

出品：大江東-復旦融媒體創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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