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刊於延安《解放日報》，出版家徐伯昕后人捐贈珍檔

鄒韜奮遺囑原始版首次展出

“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斗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遺囑亦望能妥送延安。”這是1944年10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發表的《鄒韜奮先生遺囑》中的一句話。這份影響深遠、廣為流傳的遺囑四百余字，在當時知識分子的心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跡，並激勵一代代青年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昨天，由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中國民主促進會常州市委員會、常州市檔案館聯合主辦的“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展覽開幕，共同紀念新文化出版家、生活書店創始人之一、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之一徐伯昕120周年誕辰。展覽開幕式上，徐伯昕長孫徐岡、孫女徐茹、外孫女徐虹向館方捐贈了一批珍貴檔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鄒韜奮1944年6月2日口述、徐伯昕手書的鄒韜奮遺囑原始版《遺言記要》。這份檔案不僅是鄒韜奮生命最后時刻的思想見証，更是1944年10月7日《解放日報》所刊遺囑的原始底稿。

《遺言記要》長達千余字

韜奮遺囑原始版題為“遺言記要”，下注“卅三年六月二日口述”，2頁直行書寫，內容包含“關於臨終處理”“關於著作整理”“關於家屬布置”“關於政治及事業意見”及“關於其他方面”五個部分。與《解放日報》刊載《鄒韜奮先生遺囑》相比，《遺言記要》長達一千余字。當時，鄒韜奮忍受著癌症帶來的巨大折磨和痛苦，對所囑咐之事依然思慮周到。他以“太陽穴如刀割，腦殼似爆裂”直陳病痛煎熬﹔詳細囑托子女教育安排——“如二寶願習醫學”“小妹愛好文學”﹔甚至細致到“倫敦購回之英文本古典政治經濟史與馬恩全集”的藏書處置。他既交代善后，又期盼著生的希望，很想再“與諸同志繼續奮斗二三十年”。

在《遺言記要》中，鄒韜奮真摯直白地提到他結交的許多革命者：周恩來、潘漢年、徐雪寒、胡愈之、張仲實、金仲華、胡仲持，還有記錄者徐伯昕。鄒韜奮明白，在當時險惡的環境下，這份《遺言記要》絕不可能公開發表，所以他明確囑咐“消息勿外泄，以免被敵人造謠中傷，或肆意利用”，又囑咐死后“即派人通知雪（徐雪寒）、漢（潘漢年），轉告周公（周恩來）”，更重要的是“如須對外發表遺言，可由周、漢全權決定內容，電告各地”。

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與世長辭。經決定，徐伯昕和張錫榮分赴淮南和重慶向黨報告。徐伯昕帶著“韜奮遺囑”於8月中旬到達蘇中根據地華中局。8月18日，在蘇北新四軍軍部所在地隆重舉行了鄒韜奮追悼大會。9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唁電，電稱：“驚聞韜奮病逝，使我們十分悲悼﹔接讀先生遺囑，更增加我們的感奮。”“先生遺囑，要求追認入黨，骨灰移葬延安，我們謹以嚴肅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臨終的請求，並引此為吾黨的光榮。”

2004年3月，徐伯昕次子徐敏將從徐伯昕遺物中發現的《遺言記要》，請鄒韜奮之女鄒嘉驪鑒定后，這份由鄒韜奮口述、徐伯昕手書的遺言方為世人所知。

《遺言記要》為遺囑原始版

關於《遺言記要》的來龍去脈，徐伯昕長孫女徐瑞回憶：“1984年爺爺去世以后，胡耐秋奶奶把他生前的遺物裝在一個皮箱裡帶到了上海，箱子裡有一本泛黃的簿子和一封信，奶奶注明此兩件為要件，請交徐星釗同志（徐伯昕長子）。泛黃簿子裡裝訂了三份資料，一份是1944年6月2日韜奮先生臨終前，爺爺記錄的他的口述遺囑，第二份是《遺言記要》的整理件，第三份是韜奮‘對國事的呼吁’一文的遺墨手跡。信封裡裝的是1979年爺爺為韜奮黨籍問題寫給鄧穎超同志的一封信，以及鄧穎超同志的批復。2004年韜奮先生的女兒嘉驪阿姨在光明網上發表文章，確認‘徐伯昕記《遺言記要》是韜奮遺囑的原始版’。近年來爺爺的其他遺物我們分別捐獻給了韜奮紀念館和常州市檔案館，而這幾件重要的文物一直沒有捐獻出去。去年我們全家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大家一致認為，上海是爺爺走向革命出版道路的起點，在他誕辰120年的時候，把這幾件重要文物捐獻給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讓他的遺物和戰友們的遺物放在一起，讓它發揮最好的作用，這是我們全家的心願。”

當天與《遺言記要》一同入藏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的還有徐伯昕印章、徐伯昕悼念韜奮文章《韜奮先生的一生》（未完稿）、徐伯昕病重最后的手跡、徐伯昕歷年相關照片影集、徐伯昕眼鏡等珍貴手稿、照片及實物18件。

三聯書店前身之一生活書店在1932年成立。1925年《生活》周刊創刊，徐伯昕負責發行等事務，次年鄒韜奮開始擔任主編。1948年，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在香港合並成立三聯書店，徐伯昕被推任第一任總經理。“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展覽再現徐伯昕作為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的人生軌跡。（記者 施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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