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100年前的這一天，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100年后的這一天，《中共四大史》新書發布，喜慶中共四大百年華誕。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虹口廣吉裡召開，出席會議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

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中共四大史》，是為紀念中共四大召開一百周年最好的獻禮。該書首次全面系統記述了四大召開的背景、會議情況、影響意義和相關研究綜述，客觀反映了中共四大的主要成就，有助於讀者了解四大的基本情況及在黨史上的重要意義。

當天，出席《中共四大史》出版座談會的專家們，進一步討論了中共四大的特殊貢獻及歷史地位，並就中共四大召開的歷史背景、會議過程以及產生的深遠影響進行了深入探討。

最新視角系統概括

《中共四大史》一書分誰主沉浮、歷史豐碑、力量之源、中共四大研究相關綜述四個部分，系統敘述了黨的四大召開的背景、會議籌備、會議代表、會議議程、所形成的重要決議案、四大的主要成就與局限性、四大的研究情況等內容。

中共四大，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第一次提出工農聯盟問題，確立了加強黨的領導、擴大黨的組織、執行使黨群眾化的組織路線，為中國共產黨從“宣傳性的政治小團體”轉變發展為“真正的群眾性政黨”奠定了基礎﹔同時，大會第一次將支部確立為黨的基本組織，將黨的最高領導人由委員長改稱為“總書記”。中共四大為黨的早期發展作出重要貢獻，是上海“黨的誕生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書的亮點一是全面完整介紹四大代表，不僅記述了20位正式代表，而且把18位尚未完全確定代表資格人員及會議工作人員一一呈現給讀者﹔二是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在論述四大主要成就的同時，客觀陳述四大存在的問題和局限性。

“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專門研究四大的文章不超過100篇，有關史料也極為匱乏。為迎接中共四大百年，我們開展了中共四大史的編纂工作，歷時5年，寫了5稿，現在正式出版。這對於下一步的史料研究和征集，有很重要的意義。”虹口區委黨史辦原主任、一級調研員王佩軍告訴記者。

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市黨史學會會長忻平認為，《中共四大史》是產生在四大百年之際的新時代的新成果，是體現中共四大地位的系統匯聚新成果的四大研究“史學史”，是至今為止以最新視角系統概括“四大研究的最新成果”的一本研究專著。

他舉例說，比如四大一再延遲召開，說法很多。此書以豐富史料尤其是找到和使用了陳獨秀信件和毛澤東的兩份以“鐘英”落款的通知手書為基礎。明確了主要原因是經費不足。明白無誤地說明了會議延遲原因，使人豁然開朗。

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嚴愛雲認為，到1925年10月，黨員由四大時的994人發展到3000人。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開時，黨員人數更是發展到57967人，成為黨的歷史上黨員人數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可以說，中共四大促進了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的蓬勃發展，推動我們黨實現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歷史性跨越。

代表肖像正式入展

2024年1月11日，在中共四大召開99周年之際，一直缺失的唐山代表阮章的肖像正式入展。背后是虹口區委黨史辦、中共四大紀念館等單位長達數年的不懈努力。

此次中共四大召開百年之際，中共四大代表阮章的親屬阮寶勝和姜文再次向中共四大紀念館捐贈了阮章的遺存《英漢新詞匯》《漢英大辭典》。

據了解，《英漢新詞匯》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於1915年，《漢英大辭典》是1922年8月由上海新中國印書館印行。1922年6月24日，阮耀初（阮章之父）的友人馮台德將《英漢新詞匯》送給阮章。一百多年前的唐山，能有這樣的詞典是極其稀罕和珍貴的。這兩本詞典也是阮家珍藏半個多世紀的寶物。

同時，來自蘇州的收藏家、燕廬文獻館館長紀克得知中共四大召開百年的消息，也想給紀念館捐贈些文獻。紀克的父親紀雲龍皖南事變前參加新四軍，當時隻有15歲，17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三次立功﹔新中國成立后，在三野司令部、華東軍區軍法處等部門任職。

從小受父親影響，紀克一直喜歡收藏紅色文物。他很高興能把自己收藏的與中共四大相關的3件珍稀物品，捐贈給紀念館。一件是1946年出版的瞿秋白著作《亂彈及其他》﹔一件是1926年發行的期刊《政治周報》，有毛澤東、譚平山等人的文章﹔另外是一張歷史照片，1950年5月1日拍攝的，有譚平山、李立三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五一”國際勞動節慶典活動的照片。

中共四大紀念館館長徐雪琛表示，站在這一百年歷史節點舉辦紀念活動，是為了向未來出發，通過深入挖掘黨史的研究工作，指引人們為新時代建設作出貢獻。

在紀念活動期間，中共四大紀念館將推出一系列活動，如少兒沉浸式紅色劇目、AI影片等，運用新技術新元素，通過青春的表達，多元的敘事，使中共四大紀念館更加國際化、數字化和年輕化，讓更多的市民能感受紅色文化，傳承紅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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