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简称“顶科奖”）在上海揭晓，11位科学家摘得荣誉。这是该奖项自2021年在沪创设以来第五次授奖，出现了两个首次：两个大奖获得者中，首次出现中国籍科学家名字；首次设立的“青年科学家奖”，颁给了6位40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

人们对顶科奖的关注，不仅在于其巨额奖金——“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两个奖项的奖金各1000万元，“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也可每人获100万元；更在于其评奖的指向——面向尚未摘取诺贝尔奖、图灵奖等国际科学大奖的科学家，“寻找遗珠、奖励惠及人类的世界级成果”。

2026顶科奖“青年科学家奖”获奖者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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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代表性与学术含金量更高了

大江东记者发现，今年获奖者身份更加多元，既有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也有在企业里做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研究者；既有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高校科研机构任职的，也有在德国马普所、美国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等国际机构的学者。

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吴晓华介绍，2026顶科奖提名数量、提名质量均创下近年新高，被提名人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一流高校及科研平台，充分体现了本届奖项的全球代表性与学术含金量。

最醒目的变化当属今年首设的青年科学家奖，6人获奖，另有10位青年学者获提名奖。青年科学家奖的设立，无疑释放了强烈信号：＂顶科＂要发现和奖励的，不单是“某一领域的顶尖大脑”，更有“潜在的顶尖”——那些还在坐冷板凳、但正撬动科学底层逻辑的年轻科学家们。

也有不变的，那就是顶科奖的坚持——“表彰变革性科学贡献，奖励惠及全人类的世界级成果”：“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得主、美国杜克大学荣休教授英格丽·多贝西的“小波理论”，一头连着数学抽象，一头连着图像压缩、医学影像降噪和人工智能数据处理；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袁钧瑛、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邵峰、美国基因泰克公司高级研究员维什瓦・迪克西特四人分享“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四位科学家揭示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分子通路，是连着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炎症等人类共同难题的未来研究与诊治。顶科奖对“更加能托住人类共同难题”的基础研究递出橄榄枝。

正如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鲁伯埙点评获奖项目时说，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科研重源头、重基础、重“从0到1”原创突破的鲜明导向。顶科奖的设置和评选，也正是不唯资历、不唯名气，聚焦拓宽人类认知边界、推动学科革新的原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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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凭什么摘得大奖

被誉为“数字影像教母”的英格丽·多贝西，一个把海量巨幅照片压缩到“口袋里”的人，虽未正式读过数学系，却成了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史上第一位女性正教授。她将小波理论发展为计算机图像处理的关键技术，让数学真正走进了芯片、镜头和云端。

视频连线中，这位72岁的数学家“调皮”地说，她小时候睡不着时从不数羊，而是把一个数字一次次翻倍。这让她提前掌握了数字的指数增长。几十年后，她要解决的却是让数字“缩小”的问题：一幅数字图像里，同时藏着轮廓、形象、颜色、纹理等不同尺度的信息，人眼对这些细节的敏感程度并不相同。1987年，多贝西构造出“紧支撑正交小波”，把一幅图像按尺度逐层拆开，针对性压缩人眼不易察觉的细节，大幅减小了数字图片的文件大小。这套数学工具后来成为JPEG2000图像压缩标准的基础。

她还用小波修复古代祭坛、统计梵高不同时期的笔触，甚至帮助意大利修复一幅二战中炸成八万多块的湿壁画。面对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她的口头禅是“数学能帮忙”。她认为，周围的一切都蕴含着数学问题，只是面对其他领域，她有时得从头学起：“我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幼儿园’。”

2026顶科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获奖者英格丽·多贝西海报。

“生命科学或医学奖”由四位科学家分享，其中袁钧瑛、王晓东为首次获奖的华人科学家，邵峰为首位获奖的中国籍科学家。四位科学家用一场跨越数十年的科学接力，共同揭开了不同形式程序性细胞死亡的分子通路。细胞与生俱来带着一套“自毁程序”，这套程序一旦失灵，该死的细胞不肯死会发展成癌症；不该死的细胞提前死亡，则与阿尔茨海默病、渐冻症相关。四位科学家的工作，就是把这套“生死程序”的谜团解析清楚。

最早出发的是袁钧瑛。40多年前，她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发现哺乳动物的细胞凋亡程序由特定分子触发执行，把整个领域带入了分子时代。她还用化学小分子证明，坏死同样有程序、有关键分子作为“开关”。针对这种分子的抑制剂，如今已进入渐冻症、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试验。“我们可以用抗癌药来让不肯死的癌细胞重启自杀程序。”袁钧瑛这样解释其现实意义。

王晓东追问的是下一环：执行死亡的分子找到了，“下刀”的命令从哪里发出？他用无细胞体系发现，线粒体释放细胞色素c、组装成“凋亡体”后，自毁程序随即启动，能量工厂原来同时存放着自毁装置。邵峰则回答了细胞的第三种死法，细胞被感染时，为何在膜上打孔、向全身拉响炎症警报？他的研究确定了关键执行分子的“身份”，把细胞死亡与免疫应答连成一条线。

维什瓦・迪克西特是四人中唯一供职于产业界的科学家。他最终确定了细胞膜开裂的执行蛋白，为这场科学接力补上了最后一棒。2015年，迪克西特团队与邵峰团队各自独立发表了关于细胞焦亡通路的关键研究论文，共同锁定了GSDMD蛋白在细胞膜上打孔的作用，这是细胞焦亡研究领域的标志性进展。

迪克西特坦言与中国“投缘”。几个月前，他刚来上海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上海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生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预测败血症治疗的未来前景时，他认为“突破很可能会来自中国的生物技术企业。”

2026顶科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获奖者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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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重心正转向中国

今年顶科奖青年科学家奖的6位得主，研究方向横跨能源、器件、物理、AI、医学、数学。引人注目的是，多位获奖人已把最前沿的课题安放在中国的实验室、课堂与产业场景中。

陈培宁2017年从加拿大回国，进入复旦大学深耕人机交互与柔性电子。他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慧胜团队合作，今年1月在《自然》主刊发表成果，提出“纤维芯片”概念，解决了纤维电子系统长期依赖外接硬质芯片的弊病，为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提供关键支撑。

丁世谦与谢伟迪已分别在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任职。丁世谦在基础物理精密测量上做出开创性实验；谢伟迪的AI赋能罕见病推理与诊断，已产生实际的医疗影响力。他认为，这些工作需要大学、医院、企业等共同支撑，而在上海，能找到这些支撑要素。

“奖项对早期科研发挥了重要的资助作用，更重要的是搭建了与同行交流的平台和渠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庄梓铨说，过去一年里，他经常从美国返回上海，和国内数学界的朋友共同开展长序列度量方向的研究。

“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的三位华人科学家，则在更早时候就将科研重心转向中国。袁钧瑛2012年回上海牵头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2020年更是全职回上海工作；王晓东、邵峰则扎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把“细胞死亡”研究做成中国生命科学最硬的方向之一。

鲁伯埙认为，多位华人科学家斩获“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是我国十余年来持续稳定投入基础研究、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完善原创研究容错机制、系统性培育基础科研人才的集中体现，充分证明我国本土科研生态已经具备产出世界级原创成果的坚实能力。

“邵峰创立的天然免疫识别、炎症调控与细胞焦亡原创理论体系，完全是扎根中国本土科研体系完成的源头突破，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平台迭代完善，研究团队也是以国内青年科研骨干与学生为主，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在中国土壤生长出来、被全球公认的从0到1原创成果。”在鲁伯埙看来，这释放了明确信号：中国科研能在生命科学最根本、最前沿的无人区实现源头创新。

科学的事业永远年轻。越来越多顶尖科学家将科研的重心开始转向中国，也可见顶科奖设在上海绝非偶然，更形成一种＂科研磁场＂。上海正在积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多年来聚合全球顶尖大脑，他们为国际科研合作和科学的发展群策群力。如今，这项生于斯、长于斯的全球科学大奖，正反哺本土科研发展，与中国的科研力量产生更多“化学反应”。（文中配图均由组委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