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一项覆盖上海九个涉农区、面向千户家庭的农业调研，曾留下一个令人心绪难平的细节——在设定的上百个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得到了几乎一致的否定回答。其中一个是：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孩子将来从事农业？

这指向了中国农业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老一辈农人逐渐老去，将来谁来种地？

转变，又在真实地发生。2014年，在作为全国家庭农场制度先行者的上海松江区，井凌桥村虽有六户农民因经营调整退出家庭农场，但立刻吸引六十多位农户踊跃报名接棒，一时引发关注。

镜头拉回当下，在上海的田间地头，一股农业新力量正在崛起：他们中有告别“格子间”的白领精英，有接过父辈锄头的“农N代”，也有带着国际视野的海归学子，尽管背景多元，却共同拥有一个身份——“新农人”。最新调研显示，上海新农人群体规模逐年攀升，“85”后占比超三成，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专业化、融合化的鲜明特质。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些新时代的‘种地人’，正以新身份打破城乡藩篱，以新理念重塑农业形态，以新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回应‘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这一时代课题，探索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的农业‘进化论’。”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冯志勇表示。

身份重塑，“85后”是中坚

在传统认知中，农业常与“传承固守”深度绑定。而上海新农人的崛起，正以身份的多元与流动，打破这一固有叙事。在市农业农村委最新调研里，这一群体被定义为具有创新精神、现代经营理念、专业技能，开展农业或乡村产业生产经营的从业者。

跨界转型是他们的鲜明标签。调研显示，在具备行业领军性的321名受访者里，62.9%的人在进入农业（涉农）领域前从事过其他行业，如金融、法律、工业、零售、媒体、艺术设计等。从年龄结构上看，“85后”是新农人群体的中坚力量，占比高达35.2%；“00后”正逐渐加入新农人队伍，占比为4.0%。相较于全市农业从业人员50岁以上的平均年龄，新农人群体年轻化特征显著。

他们的选择并非偶然。一方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农业产业升级蕴藏的发展机遇，与从业者深耕乡土的情怀形成共振，成为吸引人才投身农业的重要动因。另一方面，地方政策持续发力，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现代设施农业片区、农业“三大谷”等持续落地推进，筑牢产业升级基础；高素质农民、青年农场主、“菁鹰”、“头雁”、乡村CEO等多项目培育，为新农人的身份转化提供支撑。

畦园农场的马云富，最初因承接村庄规划项目踏入乡村，参与设计的沈杨村花海、大岐农庄成为乡村文旅热门。在陪伴式设计实践中，他认识到景观设计与核心产业布局融合的核心价值，便辞去稳定工作转型乡村创客。“很多人不理解，但我看到了机会。”他希望尝试打造更多新业态的引爆点，做出多个乡村样板间，为乡村振兴探索更多可能。

有人是“闯入者”，也有人是“归来者”。上海永胜瓜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瑜从小跟着爸妈在地里种草莓，医学专业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宝钢建设公司和金茂大厦从事白领工作，但返乡创业的初心始终未改。“那时候大家都往城市里去，我就觉得要逆向思维，隐约觉得农业里有更大天地。”顶着外界的质疑，她回到家乡种草莓，以市场化思维推动品种迭代与产品创新，引领白鹤草莓产业重塑活力。

理念革新，锚定“科技+全产业链”

“现在在我们基地干活的农民，平均年龄都超过70岁了。”周瑜向记者坦言，她的草莓园曾从50亩扩张至300亩，最终却不得不收缩到100亩——核心难题只有一个：招不到人。

这并非个例，而是新农人群体共同面对的现实考题：一线劳动力从何而来？如何在行业中站稳脚跟、实现稳定盈利？

在城市发展维度上，上海常与新加坡、东京等国际都市对标；而在农业领域，业内的目光往往投向更远的荷兰。这个国土面积仅4.15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凭借高度现代化的农业体系，不仅实现了农产品自给自足，更是农产品出口大国。

其核心逻辑，在于锚定科技力量：破解人力匮乏的行业痛点，提升土地产出效率，彻底扭转农业“既苦又累”的传统印象。

上海土是宝农业专业合作社“90后”理事长何杨阳，是这条路径的探索者。他从无人机植保切入，利用新科技、新技能开展社会化服务。而后他逐渐意识到，单一环节的科技赋能远远不够，要从根本上破解劳动力短缺矛盾，必须构建全流程的智慧农业体系。为此，何杨阳牵头开发农业数据一体化驱动平台，打造智慧农场，向长三角地区推广。如今，无人驾驶拖拉机无需农机手操控，就能自主完成精准转弯、障碍规避等作业；作业时的农机工作影像实时回传至数据平台，土壤、空气、水质等关键参数一目了然。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上海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铺开。比如全市推广的“申农服”系统，农户实时上传生产数据，以此为基础实现产品全流程溯源，让上海农产品在全国大流通市场中，握住“安全溯源”这张牌。

科技投入离不开资金支撑，单纯农业生产的收入往往并不丰厚，企业如何有动力“重仓”科技？调研发现，新农人的核心盈利模式，在于产业融合发展。36.1%受访者（116人）采取了这一经营策略，其中一半以上采取一三产融合经营，打造种养、文旅、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复合型经营模式。

位于青浦区的上海太来果蔬专业合作社从“一颗菜”起步，构建“种植—加工—配送—文旅”立体格局，已成长为年收入达2亿元的农业集团。“农业常面临‘丰产不丰收’的困境，关键在于产业链后端薄弱。经营者必须主动对接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合作社理事长王印说。

如今的太来合作社，早已告别“卖毛菜”，转而聚焦市场需求旺盛的净菜、色拉菜等加工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往往比毛菜高出3至5倍。“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规模，建成4000平方米的净菜工厂和2700平方米的配送车间，引入酱泡菜生产线，打造融合参观研学功能的素食餐厅。”

崇明万禾农场的经营数据，同样印证了“科技+全产业链”的价值：农场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其余65%均来自深加工、文旅体验、碳交易等延伸领域。基于生产端的数字化体系，万禾农场将农业场景搬进都市商场，打造了2000平方米的综合空间，消费者能直接看到餐厅后厨的实时情况，尤其是崇明食材的溯源信息。“通过打通壁垒，让第一产业的‘养’、第二产业的‘加工’与第三产业的‘体验’形成闭环。”负责人黄震总结。

力量整合，拉近城乡距离

谈论新农人的价值，并非只看种了几亩地，或是创造多少产值。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他们是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个圆心，向外对接广阔的市场，对内衔接农业要素，让分散的资源聚合，释放出更大的价值。

作为联农带农关键力量，新农人通过合作社、产业化联合体等形式，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统一标准、共建品牌、共享利益的组织合力，破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核心矛盾。

太来果蔬依托“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带动周边50余户农户、100余家家庭农场增收，助力当地农民及10余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盛致农业负责人陈建宇牵头成立金山唯一稻米产业联合体，与132个合作社、12个家庭农场、35户种植大户及65家农户签订种植订单，覆盖面积达3万亩。

与此同时，新农人更打破城乡二元壁垒，搭建起城乡“互哺—共生”的桥梁。红艳山鸡孵化合作社的龚雨欣返乡后，既推动雉鸡大健康产业发展，又发起乡创计划、农场义工等项目，为城市青年提供多元乡村体验场景，既引导他们以专业技能助力农场建设，也让乡村文化走进城市视野。

站在今天回望，二十年前那个“灵魂之问”所隐含的焦虑，仍然存在。这一现状背后，既存在多数农业市场主体规模有限、聚才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受产业平台与人才培育协同不紧密、新兴领域引领型人才短缺，以及人才政策精准性、系统性有待提升等因素制约。社会认知层面的挑战同样存在，尽管公众对新农人职业的认同度持续提升，但仍有一成左右受访者表示遭遇“务农即失败”的偏见压力。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正持续发力推进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今年，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本市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乡村人才“百千万”工程也已启动，致力于构建以百名科技、产业、改革型人才为引领，以千名乡村发展、建设、治理型人才为主体，以万名技术、技能、服务型人才为基础的乡村人才梯队。

“针对新农人提出的重点诉求，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与服务体系建设，全力抓好农业人才引进与培育，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农村、扎根农业，心无旁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冯志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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