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场门口，居民围着新鲜的瓜果挑选，叫卖声此起彼伏；咖啡店外，三两好友喝着咖啡谈天说地；夜市里，摊主边烤串边招呼客人……近几年，在上海，城市的“烟火气”再度升腾，一种新的城市治理理念浮出水面。

这背后并非偶然。从2022年的《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到2023年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意见（试行）》，再到近期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设摊治理 提升城市“烟火气”的工作方案》，上海在回应社会期待、探索制度创新方面持续推进，努力在“活力”与“有序”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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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摊，既有个体工商户维生谋利的需要，也回应了城市居民对便捷、多样的生活场景的真实期待。正是这种供需两端的共同诉求，促使治理者不断更新理念、调整方法。

事实上，小摊小贩的治理始终是一道复杂命题。过去，一些城市对设摊“零容忍”，但现实的需求并未消失，反而让设摊变得更隐蔽，更加难以监管；而当摊贩再次“回潮”时，各类投诉和矛盾又不断涌现。治理与需求的不断拉锯，是对城市如何寻找“最大公约数”的一次次深度测试。

与此同时，市民的期待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时代发展，人们也不再满足于干净整洁的街道和高效运转的系统，而越来越在意城市是否能提供日常交流的空间、可停留的角落、自在放松的氛围。设摊的回归，不只为经济注入活力，更是城市价值观的一次校准，从单一的秩序逻辑，转向对生活多样性的重新尊重。

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更新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再是“放与不放”“管与不管”的二元对立逻辑，而是通过制度引导、空间共享与文化嵌入等一系列方式，探索一条可持续的治理路径。

例如，普陀区的鸿寿坊，主打“社区商业”的概念：80多家商户共用外摆空间，不再各自为营，而是通过共享街道、共创氛围的方式，复刻老弄堂里居民“泡茶聊天”的熟人生活场景。又如虹口区的多伦市集，将沉浸式小剧场搬进集市，观众成了群演，街道也成了舞台，让文化活动与市井日常自然交织……

当然，设摊重新放开，确实会带来治理成本的上升、多部门协调的压力。面对民生诉求，管理部门“迎难而上”，恰恰体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实践内涵。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强调要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强调要“提升多样化社会服务可及性，以社区为主场景主阵地，加强各类便民服务资源统筹整合，推进服务设施复合利用。”《意见》从顶层设计方面呼应类似设摊背后的那些真实而广泛的民生诉求。

与此同时，“柔性执法”与“审慎监管”也成为上海治理探索中的关键词。针对设摊过程中常见的轻微违法行为，上海市场监管局近年来试点推行“首次轻微违法不罚”机制，优先采取提醒、劝导、责令改正等手段，避免简单化、机械式执法。这种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体现了从“治不好就取缔”转向“扶一把再规范”的理念转换，是执法尺度与城市温度之间的再平衡。

当“烟火气”重燃，城市不再千篇一律，而是悄然生长出更柔软、更有温度的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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