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在上海逝世，终年90岁。

在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的复旦大学，最高建筑光华楼有一道引人瞩目的风景线：西主楼27层的灯光，往往会亮到深夜，乃至通宵达旦。这里，就是裘锡圭于2005年率团队创立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20年12月1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以《光华楼的风景线》为题，记录了裘锡圭与研究中心年轻人的故事。

作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的泰斗，裘锡圭虽然晚年饱受眼疾困扰，仍坚持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他带领的学术团队，深耕“冷门绝学”领域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获得“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诸多荣誉。裘锡圭先生如同“光华楼上不灭的灯火”一般，令人感佩和敬仰。

一辈子研究出土文献和古文字

裘锡圭的祖籍是浙江宁波，1935年出生于上海。高中时，裘锡圭对清代史产生浓厚兴趣。195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古史分期问题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他认识到，若想深入研究上古社会性质，必须依靠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因此决心专注于古文字的学习。

那时，古文字书籍大都卖得很贵，非穷学生所敢问津。裘锡圭只能通过借阅图书馆书籍、抄录和摹录甲骨拓本来学习古文字。大学四年中，他放弃午休，利用课余时间潜心研究，甚至星期天也多在图书馆度过。他抄录了《殷虚书契考释》《卜辞通纂》等重要书籍，并摹录了大量甲骨拓本，以此提升辨识甲骨文和运用甲骨文资料的能力，同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学习金文。

1952年，裘锡圭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

研究生阶段，裘锡圭师从胡厚宣教授，专攻甲骨学与商代史。1960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从助教做起，逐步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并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2005年，裘锡圭带领团队回到复旦大学，出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当时我们的语言文字学正欠缺古文字学这一方向，裘先生的到来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时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回忆。

裘锡圭毕生从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整理研究工作，兼及文字学、古文献、古代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为世人瞩目。他参与的重大出土文献整理工作，包括马王堆汉墓帛书、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等，并完成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竹简、曾侯乙墓出土文字资料等出土战国文献的整理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帛画、简牍等珍贵文物，举世震惊。其中，有字简帛文献达50余种，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2014年，由裘锡圭主编，湖南博物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对这批珍贵资料作了系统整理与注释。这一成果问世后，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此后10年间，裘锡圭带领团队在充分吸纳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这批文献资料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于2024年出版了集大成之作——《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本）》。

裘锡圭广泛涉猎殷墟甲骨文、两周青铜器铭文、战国文字（玺印、货币、简帛、玉石等）、秦汉文字等门类，尤其擅长考释古文字资料中的疑难字词，所释甲骨文中的“远”“迩”“害”“柲”“弋”“虣”“畀”“求”“以”“因”“衍”“侃”等字，金文中的“履”“建”“绅”等字，战国文字中的“市”等字，都为学界广泛接受，并成为定论。

他撰写的《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等文，极大推动了甲骨学的研究进展；所撰《战国货币考（十二篇）》《战国文字中的“市”》《〈战国文字及其文化意义研究〉绪言》等文，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典范之作。他的《文字学概要》一书是中国文字学领域的权威著作，出版以来先后印过40余次，总印数达25万册以上，并有英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译本出版。学术论文集《裘锡圭学术文集》及其续编，收录了他的大量重要研究成果。

裘锡圭工作照。

“手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裘锡圭曾提出治学需具备三种精神：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不畏艰难、持之以恒，三是在学术问题上对己严格、对人公平。他注重自我纠错，曾公开承认并纠正自己对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鸟形盉铭文的误读，并在编纂文集时主动标注错误之处。他的学术品格和严谨作风，为学界树立了榜样。

“裘先生对学术的热爱和高要求，是我们必须传承下去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说。

因长年伏案工作，裘锡圭饱受眼疾困扰。90岁高龄的他，尽管精力大不如前，却依旧每天工作2至3小时。“他说，我现在心里很焦急，手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前不久去探望裘锡圭的陈思和回忆说。

裘锡圭口中让他牵挂不已的事，便是完成《老子》简注工作。退休后的他，重点专注于《老子》简注工作。就在今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纪念日前夕，他还表示，“我虽然已退休多年，但蒙学校领导和中心同仁不弃，还能和大家一块儿从事科研工作，这让我很高兴。我希望能在中心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如期完成我所参加的《老子》注释项目。”

通过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老子》帛书、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发现的《老子》简以及本世纪北京大学入藏的西汉中期墓葬《老子》简等前三种《老子》古本的整理和深入研究，裘锡圭对《老子》文本及思想逐步产生了新的理解。以《老子》今本第十三章的“宠辱若惊”为例，他指出“惊”实为“荣”字误读，其真正含义是“把辱看得跟荣一样可贵”，与“贵大患若身”相对应，后者表达的是“把大患（实指死）看得与生一样可贵”。

裘锡圭工作照。

1995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史》通贯古今，其中裘锡圭的学术成果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书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甲骨文字考释上成就最大的是裘锡圭，“其所写的古文字考释文章，精彩纷呈，很少出现问题。考释命中率很高”。

“这是因为裘先生对文字发展的全貌有深刻认识，对许多汉字的形式、时代、内容、性质、史实背景，都有相当精到的研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陈剑说，用这样的态度去做学问，取得这样的成就不奇怪。

裘锡圭还有一个习惯，写卡片。卡片由大纸裁成，记录研究心得，写好后按不同的问题加以归类。看到新材料或新说法，哪怕是某人某个意见，也随时补入。几十年的光阴，裘锡圭就这样争分夺秒，记录了无数张卡片。

“创造学术第一的气氛和学风”

裘锡圭回到复旦大学时已70岁，除了带研究生，学校并没有安排他给本科生上课，但他主动提出要给本科生讲一个学期的《古文字学》，一时全校轰动。后来即使他“当中从不下课，每次都拖堂”，楼道里仍站满了慕名前来旁听的老师和学生。

“裘先生授课非常严谨，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备课非常认真。”当时，出土文献中心研究员周波作为助教，每节课前都要到裘锡圭寓所取需要分发的资料，每到先生家中，他总会看到他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斟酌改定讲稿，“到上课的前一天，裘先生就不干别的事情了，只为次日认真备课。”裘锡圭受邀讲座的手写大纲字迹工整，当时分发的复印件至今仍被不少学生珍藏。

晚年的裘锡圭在特制书桌上伏案工作。

裘锡圭家中有张特制的书桌，高约1米。校稿时，他摘掉眼镜，低头贴近纸面，仔细审阅。他曾说，由于视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自己难以再做拼复工作，“《集成》得以出版，青年学者是主力。”

一直以来，裘锡圭都很重视学生，对于他们的想法总会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刘钊回忆，自己曾在读研究生时向裘先生写信，希望能帮自己找一篇文章，没想到当时已是古文字学泰斗的裘先生居然很快就将复印件寄来了。

更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三轮车夫蔡伟。这位当时仅有高中文凭的古文字爱好者，在阅读裘锡圭发表于《文物》的《〈神乌赋〉初探》一文后，对文中“佐子”一词的释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佐子”应理解为“嗟子”，并致信裘锡圭。裘锡圭十分认可蔡伟的解释，不仅发文更正，还邀请他参与《集成》一书的编纂。“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裘锡圭，后来还联合其他教授向教育部推荐，使蔡伟得以破格录取为复旦大学博士生。

“如果我端一次架子，可能年轻人以后就不和我说了，那得有多大遗憾？”裘锡圭曾说，年轻人如果对学术有真正的爱好，又有一定的基础，只要勤奋学习工作，并非一定要二三十年才能“出师”，有些十年左右就能达到很高水平，“一个学术单位有责任培养年轻人，创造学术第一的气氛和学风。”

裘锡圭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人员合影。

任教60余年，裘锡圭培养了众多优秀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如今，他所带领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也已步入第20个年头。20年来，中心逐步建立起特色化创新性培养体系，不断为这一学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培养了200多名研究生，出版了百余种学术著作，获得了近30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及60多项其他重要奖项。团队已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研究方向全面且交叉互补的合理结构，其中不乏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家级及省市级人才等。

80多岁时，裘锡圭坚持每周抽出3个下午，通过平板电脑跟学生沟通商讨、给予指导。

斯人已逝，风骨长存。裘锡圭先生对学术的执着热爱和严谨态度，为后辈学者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他的学术精神与研究成果，也将指引后人前赴后继，推动“冷门绝学”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附：《光华楼的风景线》

（原载2020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

图为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年轻人。

最近，由中宣部牵头、八部委联合推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在目前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学界，“70后”学者已是最大群体。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年轻学者，是这个群体中的代表。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有13位“70后”和“80后”研究人员，其中8位是在中心读博后留校工作的。当初在中心读书时，他们常通宵读书、讨论问题。

陈剑教授是这群年轻人的代表。他以学问为爱好，埋头苦读、沉心研究。古文字中的疑难字词考释最见功夫，也最费功夫，研究一个字往往需要贯穿从甲骨文到秦汉文字的文献,他乐此不疲。他还是简帛编连和缀合的高手，在利用出土文献校读传世典籍方面也有很多精彩发现。

同学们都爱上陈剑的课，他对材料的熟悉程度和考释字词的“资料长编”，令人叹为观止。他常常为学生、为其他研究人员看文章、改论文，即使挤占了自己的研究时间。他对别人请教问题的回复，常常就可视作一篇完整的好文章。

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是该中心的创立者，中心学风也深受裘锡圭影响。他常说治学要有三种精神，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不怕苦、持之以恒，三是在学术问题上对己严格、对人公平。这三种精神已经在年轻人心中打上了深深烙印。

裘锡圭经常和陈剑等讨论问题，陈剑有时会说，“裘先生您说得不对”。在旁人看来，也许有些惊愕，而在中心，这样的场景却很常见。裘锡圭常常根据最新的文献检审自己过去的研究，随时进行文献的补充或改正。这种对治学的孜孜以求，在中心已渐成风气。

中心的年轻人术业有专攻，各有方向。张小艳教授专门研究敦煌学，在敦煌文献字词考释上有很深的造诣。她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最晚，包括节假日。

张富海和蒋玉斌是从外校引进的人才。两位研究各有独到之处。张富海的特长是音韵学和古文字的深入结合。以往古文字研究对音韵学的利用基本上还处在低级阶段，存在着不讲音理、忽略与中古音的联系和不顾及音韵发展等问题。张富海以扎实的古文字学功底，结合深厚的音韵学素养，把古文字研究中利用音韵学的原则和方法，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蒋玉斌的专长是甲骨文研究和金文研究，尤其是甲骨文考释和甲骨缀合等本体研究。他的成名作《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一文，获得由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主持的“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励计划”唯一的一等奖。这篇文章被学界认定为“近几十年来考释古文字最成功的文章之一”。

同是做古文字研究，大家逐渐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在各自的领域建立了学术的坐标。

在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古书的形成、源流、分类、年代、真伪、体例、校勘和解读方面，刘娇颇有心得。谢明文副研究员在甲骨、金文字词考释上有很多引起学界重视的成果。张传官副研究员对出土文献中的字书研究颇为深入，尤其对《急就篇》《仓颉篇》的研究在学界深有影响。他的《急就篇校理》一书，是利用出土文献对传世典籍进行校释新证的成功之作。邬可晶在古文字考释、利用出土文献校读古书和研究古代学派及思想等方面颇有建树。石继承专注于秦汉文字研究，在玺印、陶文、封泥的研究上有不少独到发现。蒋文在《诗经》新证上用力甚勤，她的博士论文《先秦秦汉出土文献与〈诗经〉文本的校勘和解读》得到了学界好评。

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有人写了文章大家都会互相传看，征求意见，贡献思路，补充资料，以免失误或漏引。一个团结的集体，是能够按时保质完成集体项目的必要条件。由裘锡圭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书，参与主体就是中心的年轻学者。《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书出版后，先后获得“上海市第十三届优秀社科成果评选”特等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古文字研究所吸引，他们的学术之路越走越宽。

（本文图片均为复旦大学提供）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大江东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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