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30日，我国第十个“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此前两天，9月28日，“巍巍太行，英雄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志和堂开幕。2023年3月，一支由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带领、5名青年教师和11名学生组成的考古队抵达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南村，对一处可能是革命烈士长眠地的农田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6个月后推出的这个展览，展出了科技考古应用于红色历史挖掘研究的一批成果，再现了革命先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感人场景，也彰显了复旦大学传承红色基因、坚持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

大江东工作室走近复旦大学这支特殊的考古队，听他们讲述科技考古帮助无名烈士“回家”的故事。

复旦大学考古队在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南村烈士墓地考古现场

一则烈士后人寻亲的故事，触发了一个特别的考古项目

2019年10月，祖籍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崔家湾村、现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崔玉岐，根据当年晋绥边区发放的《死难烈士家属纪念证》和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新兵营负责人王公太所写信件记载，到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南村祭奠其三叔崔海治（又名崔白奴）烈士。到达后，他发现烈士墓地已不复存在，眼前只有一片基本农田。

崔玉岐所持信件，是他的奶奶在全国解放后从山西带到内蒙古的。1937年春，崔海治的父亲带着大儿子和二儿子（崔玉岐的父亲）从山西“走西口”到内蒙古讨生活。当时，崔海治只有13岁，崔玉岐的父亲15岁。本想春出冬回，没想到侵华日军侵占了山西北部及内蒙古中西部，父子三人未能归家。战争一直延续了十几年，亲人之间杳无音信。待到解放后，崔海治的家人才知道他已牺牲两年多。1950年，崔海治的母亲坐牛车走了15天到了内蒙古，手里拿着《死难烈士家属纪念证》以及1947年部队写的两封信。这些，便成了崔玉岐寻亲的唯一依据。

崔玉岐在寻亲途中

2020年，崔玉岐反映的情况受到吕梁市和方山县两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关注。经过走访和调研，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现方山南村曾埋葬过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多名因抢救无效牺牲的烈士，崔海治烈士的遗骸很有可能就埋葬在现今这片农田里。

为了让烈士魂有所归，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决定邀请教育部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副主任、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课题组对南村烈士墓地进行发掘研究和分子考古鉴定，希望找到崔海治的遗骨，并将南村烈士遗骸妥善搬迁、安葬。

2023年1月，复旦大学课题组接受邀请；3月，集结出发。此后历时6个月，他们在南村墓地进行了DNA数据库建设、体质鉴定、生活状况复原、面貌复原等四个方面的研究。

田野发掘现场

这件事复旦人已奔忙8年，国家英烈DNA数据库正在建设

采访中，大江东工作室了解到，在通过DNA帮助烈士后人寻亲的路上，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课题组已经奔走8年。

踏上这条路，始于2015年。那一年的5月30日，课题组关注到有同行发布了一条微信朋友圈：“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缅甸密支那战役）DNA鉴定失败，委托机构建议送到英美权威机构测试，获得国际顶级技术支持。”

“在生物学领域，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是足以完成这项鉴定的，不应该假手于外国人。”文少卿感慨。

经过与同行积极沟通，课题组获取了27具中国远征军战士遗骸，通过检测遗骸的Y染色体遗传类型，推测了其可能的地理来源，为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亲人的家庭带来希望。

2015年至2018年，课题组与田野考古学者合作，共收集了8个遗址的572具烈士遗骸。

在此过程中，课题组针对“埋藏环境复杂”“传统检测位点少”“缺少适用的成品试剂盒”和“缺乏有效的污染评估”四大技术瓶颈，独创了优化古DNA提取方案，解决遗骸DNA提取成功率低的问题。相关成果均已国产化，并申请了专利。2020年，课题组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国家英烈DNA数据库建设”项目。

据介绍，这一数据库网站建设的整体设想为“点亮方案”，寻亲者可以批量或者手工输入上传自己的DNA数据，自动与英烈DNA数据库进行DNA数据比对。一旦比对成功，该遗址点将变为红色，点击以后会有该遗址的详细背景介绍，以及成排的虚拟墓碑，比对成功的遗骸将会显示为红色。点开这座墓碑，会显示墓主人的详细出土情况、DNA数据、复原的颅面部形态等。

考古队员在发掘现场清理骸骨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课题组对方山南村烈士墓地的考古发掘，共发掘50座墓葬。其中，通过DNA比对，方山南村烈士墓地M19个体在2023年7月9日被确认为崔海治烈士遗骨。经过漫漫寻亲之旅，崔玉岐终于知道了三叔的英魂所在。

崔海治烈士容貌复原图（上）与其哥哥照片（下）对比

目前，墓葬中的49具烈士遗骸均已妥善安置在吕梁市信县晋绥解放区陵园。

科技考古“看见”鲜活生命，“很多学生边哭边工作”

“用科技手段从这些普通官兵身上获取了鲜活的数据，复原当年的抗战和生活场景，震撼着课题组的每一个师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文少卿说，方山南村的这场科技考古，让师生们对吕梁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发掘现场，考古队员们看到了无数令人扼腕叹息的景象：一具遗骨在头骨眼窝上方有个穿透式的弹孔，而从牙齿的磨损痕迹判断，这位烈士牺牲时年纪尚小；一具遗骨右腿股骨处有平整的切痕，应该是在当时简陋的环境下接受了截肢手术，但最终还是不幸离世；有的烈士墓里挤着两具骸骨，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曾经有过怎样的故事，还不得而知……文少卿说，考古过程中，“很多学生都是一边哭一边在工作”。

经过碳氮同位素分析，根据骸骨的碳、氮值变化，课题组为烈士们还原了个体生活史。此次南村烈士墓地出土遗骸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20.5岁，遗骸上有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创伤，多个个体下肢骨上发现了严重的感染。从食物类型和营养级别方面看，烈士们在生命最后阶段摄入的主要食物是C4植物，很有可能是小米，而且所有烈士的碳氮同位素比值基本相同，“说明所有烈士生前摄入的食物种类没有区别，这是对官兵一致最生动的体现，是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密码。”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22级硕士生许怡冉在本科阶段便参与了烈士DNA寻亲项目，接触到不少烈士亲属寻亲的动人故事。“这些烈士不再是党史里遥不可及的人物，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人，是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甚至比我们更小的鲜活生命。”许怡冉说。

蒋紫溪是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20级本科生，她回忆了自己为一具烈士遗骸的头骨做扫描时的心情：“我跟那个头骨离得非常近，因为要扫描，所以看得非常仔细。头骨上有一个3厘米长、1厘米宽的伤口，当时看到这些，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她也在参与课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信念：“希望建模复原后，帮助到可能还在寻找这些烈士的亲人，让这段历史被大家铭记。”

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现场

展览现场，看着展板内容，听着课题组讲述的故事，很多参观者为之动容。“举办这个展览，不仅展示零散烈士遗骸发掘、保护、研究成果，更是藉此缅怀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们，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烈士精神，一代接一代，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文少卿说。

课题组期待这组展览能让吕梁精神以更鲜活的故事和形式给更多人带去力量。同时，他们也等待寻亲的烈士亲属前来联系，通过口腔拭子采集DNA与国家英烈DNA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动态比对。一旦比对成功，课题组将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帮助更多烈士“回家”。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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