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法德顶尖科研机构,“科研密度”如何转化为“创新浓度”

2019年10月09日09:48  来源:上观新闻
 

近日,德国弗劳恩霍夫制造技术与自动化研究所(IPA)的两名科研人员来到上海,开始了为期5年的在沪工作。他们正与上海交通大学科研人员合作,为在华企业提供“工业4.0”解决方案。

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拥有72个研究所。今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弗劳恩霍夫协会智能制造项目中心在临港成立,这是该协会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科研机构。中心中方主任王皓教授认为,秉持非营利属性、研发共性关键技术,是弗劳恩霍夫协会成功的两大原因,值得上海借鉴。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也极具借鉴价值。这家从事传染病、微生物学等研究的私立机构,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2个分所,构成巴斯德国际网络。这提示我们:上海在积极引进科技资源的同时,可主动出击,积极加入全球创新网络,这样才能更有全球影响力。

功能型平台要服务整个行业

在德国小城卡尔斯鲁厄绿树掩映的小楼里,弗劳恩霍夫系统和创新研究所(ISI)政策、产业、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莱纳·弗里奇(Rainer Frietsch)博士介绍,今年是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70周年。协会72个研究所分布在德国各地,共有25000多名员工,研究领域覆盖通信、制造、交通、能源、环境、健康等行业,为企业和社会服务。2017年度,弗劳恩霍夫协会获得的经费共计23亿欧元,除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研究的3亿欧元外,其余经费中超过70%来自协会与企业签订的合同以及财政科技项目,近30%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资助。

弗劳恩霍夫协会是非营利社团,根据协会章程,各个研究所不得生产商品,不得将技术独占性转让给某家企业,而是要通过与一批企业合作,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协会总部考核各个研究所的绩效时,如果一个研究所的横向课题经费占比低于10%,就会受到质疑,因为它没有很好地与企业合作。同样是1000万欧元经费,如果是来自与一家企业签订的合同,就不如10家企业合同好,因为后者更有利于整个行业发展。

如今,上海正在布局建设一批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弗劳恩霍夫协会一样,市政府对功能型平台的定位是“非营利机构”。由于运营功能型平台的都是公司,而非社团,如何在未来发展中保持非营利属性,需要政府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与企业合作研发共性关键技术,也是弗劳恩霍夫协会的看家本领。问及成功诀窍,上海交通大学弗劳恩霍夫协会智能制造项目中心德方主任、IPA工厂规划部部长米歇尔·利科菲特(Michael Lickefett)的回答是:“在企业,为企业。”意思是科研人员要走进企业,与企业研发人员一起工作、每天交流,这样就容易取得突破。王皓指出,弗劳恩霍夫协会与高校的合作机制也是技术突破的重要原因。“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所长都是大学教授,他们兼任所长后,不但能指导研究生,还能通过研究所这个平台聘用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市场人员。这就突破了高校科研团队的局限,更容易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向外辐射构建科技创新网络

与弗劳恩霍夫协会不同,总部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是一家基础科学机构。研究所内还有巴斯德故居和墓地,诉说着该所132年的历史。132年来,这家私立机构共有10人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传染病防治等领域取得的成果为世人瞩目。

巴斯德所为何能长期保持创新策源能力?巴斯德所国际合作部副主任詹妮弗·赫雷(Jennifer Heurley)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品牌效应是关键。”在她看来,做好了品牌建设工作,就能让全球各地的巴斯德分所吸引到当地一流科研人才,自然能取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唐宏研究员介绍,之所以有这么庞大的国际网络,源于研究所创始人路易斯·巴斯德的一个理念:研究传染病不能只待在欧洲的实验室里,而是要去非洲、东南亚、南美洲的疫源地,投身疫情一线科研,并与当地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共建研究所。如今,巴斯德网络成员遍布五大洲的26个国家和地区,与近现代历次重大疫源地重叠。

每年,巴斯德国际网络要召开两次所长联席会议,总部管理层和各个分所所长集聚一堂,商讨合作机制改革和未来研究方向。“上海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可借鉴巴斯德所的做法,不但要引进海外人才,还要在国外布局一批研究机构,向外辐射构建科技创新网络。”唐宏说。

赴巴斯德所总部调研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张宓之博士持类似观点:“上海公立和民营科研机构可加强国际品牌建设,更积极地走出去,与国外一流科研机构合作,并通过创新网络把各国人才的思想汇聚在一起。这有利于形成创新策源能力。”

对标格勒,破除协同创新藩篱

为建设国家科学中心,政府将高水平科研机构和高校集聚在一起后,如何推动其协同创新?被誉为“欧洲创新之都”的法国小城格勒诺布尔,对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格勒诺布尔位于阿尔卑斯山脉腹地,毗邻法意边境。二战后,法国政府决定在此建设国家科学中心,打造民用核能、集成电路研发基地。为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等国家级科研机构先后在此设立分支机构,并通过国际合作,建设了欧洲同步辐射光源、劳厄—郎之万中子研究所、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等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实验室。

 经过70多年发展,这座法国小城形成了以5个大科学装置为依托,能源、信息技术、物质等领域交叉融合,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部门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成为全球名列前茅的科学中心。

在格勒科学半岛,有两个大型园区——微纳米技术园区(MINATEC)和格勒先进新技术创新园(GIANT)。MINATEC主任让—查尔斯·吉博(Jean-Charles Guibert)介绍,2006年成立的这个园区旨在打造微电子和纳米技术研究集群,将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的研发人员集聚在一起,覆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技术转移、工业应用的整条科技创新链。GIANT的创立也是基于这种理念,这个大型园区由CEA、CNRS、3个大科学装置、当地3所高校共同发起,旨在营造和谐的创新生态,促进学科交叉和资源共享。过去10年里,GIANT每年迎来国外访问学者9000人以上,孵化出200多家企业。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孙玉明认为,我国正在建设的上海张江、北京怀柔、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可对标格勒诺布尔,采用发达国家通行的跨机构组建联合研究团队、形成多学科交叉集群的协同创新模式,并制订相应的个人、团队和管理部门考核评价体系,探索科研组织模式的新思路新做法。多次赴格勒诺布尔调研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科技处二秘茹志涛说,法国科研机构、高校间合作十分密切,组建联合研究团队是常态。与之相比,我国科研机构和高校彼此分割,合作相对薄弱,“比排名、抢资源”屡见不鲜。“希望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能打破以往科研院所和高校的‘跑马圈地’模式,破除协同创新的藩篱,树立我国跨机构、跨学科协同创新体系的标杆。”

“要提高创新策源能力,构建创新生态至关重要。”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主任朱学彦博士说,“科研机构在物理空间上的集聚提高了‘科研密度’,但这不等于‘创新浓度’。上海张江需要探索以使命为导向、跨机构集中攻关的科研组织模式,构建开放度高、互动性强的一流创新生态,把‘科研密度’转化为‘创新浓度’。”

(责编:唐小丽、轩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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