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90后讲讲马克思】第5讲 初入职场的苦恼——1842年,报社工作

2018年05月02日22:32  来源:人民网-上海频道
 

本讲教师:王强

【音频链接】第5讲 初入职场的苦恼——1842年,报社工作

1842年10月,马克思拿到博士学位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之后,马克思才终于找到了工作。但是非常遗憾,这份工作可不是马克思想要的大学老师的工作岗位,而是科隆的《莱茵报》编辑。在马克思刚刚从事编辑工作的时候,心情并不愉快,因为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他遭遇了太多的变故和波折。

马克思拿到博士学位时,还没来得及把证书在怀里揣热乎,他就遭到了来自普鲁士政府和波恩大学全体老师的发出的巨大压力——他们解除了鲍威尔的教师职务,而当年正是在鲍威尔的鼓励之下,马克思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完全没有发表和出版,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都不知道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长什么样的。

心灰意冷的马克思回到了故乡特里尔,在家里面蜗居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还收到了老师鲍威尔的来信,说希望两个人一起能办一张激进的报纸。但是好景不长,普鲁士新国王颁布了一道书报检查令,这个报纸的愿望就胎死腹中。

不过,从事新闻出版业的愿望在马克思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根来,他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家言论自由、针砭时弊的报社——《莱茵报》。他文思泉涌,妙笔生花,为《莱茵报》撰写了许多政论文章,而《莱茵报》也注意到了这个才华不凡的小伙子,在发表了马克思文章的同时,就邀请他来报社工作。于是马克思在参加完姐姐的婚礼之后,立刻动身前往科隆。

科隆是德国西部一座著名的城市,当地的科隆大教堂闻名于世。马克思在这里谋得了他人生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报社记者、编辑。除了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马克思在工作中也发现了意外之喜——通过关注和研究莱茵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马克思发现可以观察到一个真实的德国社会。马克思心心念念的愿望,就是研究、批判和改造德国的现实社会。

马克思从大学的“象牙塔”中走到社会,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丑陋性的一面就暴露出来。马克思当时在工作之初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天才的而又有些愤世嫉俗的小伙子大胆地挥舞起了笔杆子,用辛辣讽刺的语调针砭时弊,特别是将在学校里面学到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得出神入化。

同时,马克思也开始接触到农民、贫困者的生活状况问题。马克思发现,在学校学习到的这种理论知识在现实问题面前都受到了根本的动摇。他先前没遇到过的真正的贫困的问题,也在他的工作中暴露出来。那么,到底是书本的知识是对的呢,还是现实的社会问题是对的呢?马克思苦苦地思索着。

后来马克思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时,把它叫做“《莱茵报》时期的苦恼”,而这个“苦恼”至关重要,它决定性地让马克思从政治学、法学思想领域的研究来到了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那么,马克思的“苦恼”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19世纪初,德国开始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其中一个主要的形式,就是把原先由农民共同使用的森林、草地等公共资源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这一进程就遭到了农民的强烈反对。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就源自于《林木盗窃法案》的出台。

莱茵省摩塞尔河谷植被非常茂密、风景如画,这里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几百年来许多农民在这里世世代代地生活。这里冬天气温寒冷,因此农民便在森林里要捡拾枯树枝,带回家生火取暖,偶尔也用斧子砍伐树木。这种生活方式延续了几百年,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群体就把森林占为己有,甚至出台了物权保护法,法律就声称:农民一切砍伐林木的行为都是侵害林木所有者的利益,都是“盗窃”行为,都应当加以盗窃罪来论处,甚至捡拾枯树枝的行为也是“盗窃”。农民就不高兴了:因为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在这里生活,森林属于自然资源,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要变成了少部分人的私有财产呢,农民想不清楚。而大部分日常赖以维生的这种行为却变成了“犯法”呢?这太荒唐了!

马克思看完了议会的辩论记录之后,立即就决定为农民和贫苦者辩护。马克思说:“林木占有者表面上是在立法维护个人的物权,但是把森林变成个人私有财产本身这就是违法的”。几百年来,农民进山砍柴都是合理地使用自然界的力量,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权利。而问题不在于摩塞尔河谷的农民和穷人,一切国家的穷人都具有这样一种习惯的权利。因此,马克思给出的结论是:农民进山拣拾枯树枝、生火取暖是对自然资源的合法占有,根本不能算作是盗窃。相反,资本家、地主这些林木所有者为此立法的行为本身才是不可饶恕的,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侵占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并且把它变成了个人的私人利益,因此为了那些枯死的树枝,而不惜把无辜的群众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

我们知道,马克思大学期间先后学习过法律和哲学的专业。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国家和法律是“理性”的代表,它理应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社会现实却是一小部分权贵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甚至还要用立法来惩罚农民,而法律却恰恰站在了私人利益这一边。马克思的“三观”被颠覆了,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是法律出了问题,还是立法者出了问题? 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两方面都出了问题,但最为根本的是哲学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说不从根本上来解决,德国社会就依然不能进步。

同时,马克思还关注犹太人所呼吁的“宗教解放”运动。普鲁士政府要求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引起了犹太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实现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马克思提出了疑问,宗教信仰自由仅仅在于宗教领域就能实现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不仅是宗教教义的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犹太人要求的解放实质上应当是政治解放。

但是马克思又进一步地发问:政治解放如果成功了,就万事大吉了吗?并没有啊,因为实现的是犹太人的“犹太精神”的这种解放,而当时在欧洲社会横行的是“资本主义精神”。只要这种精神存在,人们就是自私自利的人,就会有资本家压迫工人,就会有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因此,政治解放只不过是作为资本家代言的统治者的解放,而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是全人类的解放,它远远高于“宗教解放”,也同样高于“政治解放”。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呢?马克思有句名言:“人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什么意思呢?唯有让无产阶级掌握哲学武器,才能具有革命和解放的觉悟。马克思就把他的这种想法写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篇是《论犹太人问题》,后来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德法年鉴》的创刊号上。这两篇文章的落脚点,就是“人类解放”的主题,这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的“初心”,也同样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人类的解放”就像一颗火种,深深地种在了马克思的思想土壤里。马克思一生的事业,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由于马克思的才能被广为认可,因此当时马克思虽然只有仅仅24岁,却已经是《莱茵报》实际的主编了。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普鲁士当局的压力,也由于报社内部的意见不合,马克思选择了辞职。

《莱茵报》的投资合伙人中有许多是普鲁士政府的要员,其中就有后来的普鲁士的总理鲁道夫·康普豪森,他非常欣赏马克思的才华,听说马克思辞职了,就一直鼓动马克思入阁,希望他能够出任财政部长或者国家银行的行长。这实在是一份令人艳羡的职位,但是马克思志不在此,拒绝了这份“好意”。

马克思辞职之后,没有急着找下一份工作,而是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结婚。他和燕妮之间长达七年的恋爱长跑,总算抵达胜利的终点了。那么,马克思和燕妮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恋爱经历和爱情故事呢?我们下一讲接着说。

-本讲完-

(综合东广新闻台、阿基米德FM)

(责编:严远、轩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