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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怎么闻名全国的

乐楚

2016年02月08日18:09    来源:解放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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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只作诗赞颂过一个连队,那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1949年7月,有一支连队受命担负上海南京路、外滩的巡逻执勤,维护社会治安和中共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的警卫任务。这个连队就是后来以“身居闹市,一尘不染”闻名全国的“南京路上好八连”。

战士来到了“最复杂的考场”

“南京路上好八连”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连队:1947年8月6日,在山东莱阳城西水头沟小园村,几十个胶东农民子弟编在一起,组成了该团的四大队辎重连,1949年6月,改编为三营八连,向上海进发,开始担负保卫上海的任务。

毛泽东曾把中国共产党主政比作“进京赶考”,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复杂的“考场”要数上海,而上海最复杂的“考场”当属南京路。

1949年7月,部队分配了在南京路上值勤的任务。但时间一长,情况便悄悄发生了变化:有的战士看到男士女士手挽手进歌厅、电影院,有点羡慕了;当一些打扮时髦的女子经过时,也禁不住瞟上几眼。连队也开始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有人一次花几块钱到国际饭店开“洋荤”;有的不惜花5块钱到高级理发店理发;有人不抽老叶土烟,去买一块多钱一包的雪茄……

这些情况,引起了八连首任指导员张成志的警惕,他在党支部会议上指出:南京路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到这里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我们要让全连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绝不能吃败仗。

多次教育后,八连战士纷纷表示: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牢记“两个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之后,官兵们开始自制针线包,衣服破了,缝缝补补再穿;扛着铁锹、推着粪车,步行到十几里远的郊区开荒种菜;开展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等竞赛活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八连官兵在艰苦奋斗的熔炉中锤炼出了“拒腐蚀,永不沾”的金刚之体。八连的先进事迹引起了部队宣传干事吕兴臣的注意。

“好八连”精神把名扬

1956年的一天,部队通讯员吕兴臣给联系部队的《解放日报》记者张锦堂送来一张新闻照片:灯红酒绿的南京路夜景中,一位战士手握钢枪正在站岗,神情威严。不日,照片以《南京路上的哨兵》为题在《解放日报》上刊登。

记者张锦堂也是山东人,分管部队报道。一天,吕兴臣跑到张锦堂那里交稿,就随口把他在八连见到的一件事情当作笑话讲给张锦堂听。他说,有一天,他到八连去,看到连长正帮助战士缝补衣服,感到新奇,就问怎么回事,结果发现连队每个战士都有针线包,战士衣服破了以后都是自己补,有的衬衫已补38个补丁。

张锦堂一听,觉得是个好故事,建议吕兴臣把它写出来。吕兴臣写出了《针线包》,并记下了八连官兵自编的顺口溜:“针线包是百宝囊,战士拿它补衣裳。随破随缝多便当,光荣传统永不忘。”

一天,吕兴臣跑到解放日报社,又讲起了他在八连碰到的一件事:“昨天在八连阅览室看报纸,突然听到隔壁人声喧哗,过去一看,一群战士在赞叹一只战争年代的行军锅……”张锦堂一听:“好故事,快写。”于是第二篇稿子《行军锅》又诞生了。此后,第三篇,第四篇……到1959年春节前后,《解放日报》的一位老记者看到吕兴臣写的关于八连的系列文章后说,老吕写的小故事,能不能想办法找条红线串成一篇大通讯?

于是,吕兴臣用了6个月的时间,深入八连,与官兵们一起生活,站岗,执行任务,最后将稿件的主题定为“身居闹市,拒腐蚀永不沾”。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同时配发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这是八连事迹首次被完整地报道出来。

这一年,正值全国粮食严重短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严重饥荒,“好八连”精神显示出难以估量的价值。八连的感人事迹,引起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南京路上好八连”开始为全国人民所知晓。

“好八连”话剧“起死回生”

就在上海报纸、电台大力宣传八连的同时,上海警备区也开始高度重视对八连这一典型的培养和宣传。三野赫赫有名的虎将王必成指出:要争取让八连的精神在全党、全军发扬起来。

席间,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曾在一顿便饭席间对时任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沈西蒙说:“沈西蒙啊,你要帮我们做件事。上海有个好八连,你写了不少好戏,也要为好八连写个戏。”

回到南京没休整几天,沈西蒙就重返上海,住在八连一班,和战士们一起站岗、放哨,摸爬滚打在一起,细心体察战士的思想情感。后来,当时前线话剧团二队队长漠雁接受任务也住到八连体验生活。作为报道八连事迹“第一人”的吕兴臣,这次也受命参与创作剧本。三人在八连一住就是40多天,日夜切磋,于1961年共同完成了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

剧本写好了,交给话剧团彩排时,有人却说:“这是一株毒草。”原来,在话剧里,新战士童阿男与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林媛媛谈情说爱,并公然出走;排长陈喜经不起诱惑,丢掉了从山东老区带来的土布袜子,要与乡下妻子春妮分手。在当时有些人看来,这些情节是给八连抹黑,给解放军抹黑,不能上演!甚至有关领导还下了一道命令:《霓》剧稿本不许外传。

事情反映到周恩来和陈毅那里,周恩来开玩笑说:“难道我们的战士都是铁打的,没有思想感情吗?”陈毅一听也生气了:“真是乱弹琴,战士就一点毛病都不许有?我看这种瞎指挥要不得。”

1963年1月,周恩来到上海,正巧上海在举行华东话剧汇演,周恩来应邀出席观看。周恩来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让人打来电话,以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名义调《霓虹灯下的哨兵》到北京演出。

周恩来的关怀,使剧本“起死回生”。

2月20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人员来到北京。22日、23日在总政话剧团剧院连演两场,引起很大轰动。

1963年年底,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开始拍摄。周恩来甚至要求一句台词不能变,一个演员不准换。1964年年初,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王苹任导演,沈西蒙等负责编写剧本,参加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的原班人马,在南京路实地完成拍摄了同名电影,把话剧搬上了银幕,并在全国公映。

“好八连”这个名字,就此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

(摘自《文史博览》,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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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潘华、轩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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