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宝浮现逝去的世界

　　日前，去上海南京路朵云轩的楼上“民国名人手迹展”走了一圈，一种别样的感受油然而生。

　　孙中山、李宗仁、廖仲恺、徐悲鸿、梁启超、张元济、梅兰芳、李四……一个个民国时期呼风唤雨的人物已离我们远去，留下的只是些模模糊糊的印象。然而，走进名人手迹展，那些陌生而遥远的人物，无不在他们的便条、书信、诗句、公文的墨迹中活灵活现了起来。在他们最自然的生活和处世中，那抑扬顿挫的用词，那或悲哀、或感慨、或豪爽、或无奈的字句，让你亲近得似乎这些远去的老人连同那个时代站立在眼前。

　　浏览之余，最初的惊叹自然是他们留下的那个“毛笔文化”的世界。无论便条、书信还是公文，都是清一色的竖版的“墨迹”。白生生的纸、龙飞凤舞的墨迹、鲜红古朴的印章，烦琐、费时，却美轮美奂。然而，这种锻炼了几千年的书写美，怎么就在他们的笔下划上了句号。今天的人们除了修身养性时舞文弄墨外，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早已跨入硬笔和电脑文化。一个文化载体的革命，就这么一下子地改变了千年传统，而这个手迹展留下了笔墨世界的最后纪念。

　　最打动人的当然是那些手迹所陈述的文字。让我不时哑然失笑的是沈从文给一位“不大熟”的作者的信。显然，担任某刊物编辑的沈从文要说服“用小说写事”感到“别别扭扭”的记者继续完成书稿。那五味俱全的声色一并纸上。沈先“反驳”作者因沈没修改作品而不高兴是没道理的，他说相信作者特别认真，如改动“即会破坏整个设计”。继而“抗议”作者自谦为沈的“学生”，“我最怕人说跟我学，我永不会教出一个学生，倒是永远跟人学。”还列举从作者的文章中学到了“如何表达情绪”。接着是开，“别别扭扭”的小说形式“比新闻延长时间性，能滋润到青年生命中，为这个理由，就值得写下去”。随后是鼓励，说作者以记者广泛生活作底子，“写出１０本书来并不如何困难”。这时沈还玩了个幽默，对当时的女作家揶揄贬低了一番，自称“男子可能冬时稍稍会袒护同性”，向作者投入友好之情。最后又以无奈来表示诚恳，“因为我们不大熟，所以说老实话您还以为是客气，倒令人不知如何说好了”。这个约稿信用小赤豆大的行书足足有３０００字，几乎用尽了编辑“软硬皆施”的各种“手段”。没想到一个大文豪在为他人作嫁衣裳时，竟如此辛苦、认真。

　　展馆里，徐悲鸿一封要求调拨钢琴的书函，写得急切而强硬。他列举其它院校有钢琴７架、１１架，而“敝学院无能力自购置”，“院内所存音乐系仅有钢琴一架”，“可悲可叹”。要求“尊处采用任何方法拨钢琴五架（最低限度）”，因“敝院明日开学急需”。那求人而不容商量的口气，活显了艺术大师自信而执拗的性格。

　　梅兰芳，一个千人捧、万人赞的京剧名旦，也有不知求何人的时候。移民日本的围棋大师吴清源的胞妹因生活困难写信向他求援，梅为此四处奔走，在一封求助信中写道，“来函乞援，情词迫切，至为可悯”，“我不知应向何方反映”，“此事有关国际影响，如能予以照顾，想颇有意义。”梅兰芳如此体谅人情，急人所急的古道热肠跃然纸上。

　　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中山之子孙科，留下一张公函，要求中央信托局暂垫付贰万元。几十个字的行草，豪放、流畅，末尾还有一个红红的印章。孙科当时不会想到，他的随手之笔，成了后人欣赏书法和研究历史的收藏品。

　　据说，民国名人手迹等珍藏品，上海档案馆存有１６５万册，这里仅展出一部分。展馆内，茅盾、老舍、胡适、宋子文、蔡锷等都有情真意切的亲笔墨迹。阅读这些原本没打算被收藏和公开的手迹，那个时代的人世、人情、人格，鲜活地浮现了出来，把一个逝去的世界永远地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