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能带来什么？——与杨澜一席谈
| 本报记者 娄靖 |
2011年02月05日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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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澜 |
坐在办公室里，与杨澜面对面地交谈。杨澜一如在电视镜头前那样，带着一泻千里的语势，有条不紊的对答，让人真实地感到她在荧屏上的出色表现，不是靠别人准备的台词，而实实在在地源于她的才华和思想。今年５月，杨澜将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视专业的硕士学位。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上，她有更深的感受。
记者：今天的美国，电视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出现哪些问题？
杨澜：在美国，由于电视频道的泛滥和相互间一味追求收视率的竞争，电视节目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日益严重。一般美国家庭的电视机都有７０多个频道。电视几乎覆盖了人们的全部生活，７０年代以后的孩子们都成了电视儿童。美国的知识阶层呼吁：“不要让电视破坏了我们的家庭。”
美国的许多电视节目为追求感官刺激，纷纷把镜头对准血淋淋的暴力和色情场面。曾在美国电视中很受欢迎的谈话直播“脱口秀”节目，也因此而变味，找一些怪癖、毫无羞耻感的人，谈论一些无聊而耸人听闻的事，如少女怀孕、同性恋、卖淫等。美国公众对此非常反感，反对电视节目毒害孩子，提出要清洗电视垃圾。
另一方面，一些著名的电视新闻主持人，年薪高达几百万美元，已成脱离社会极端高薪的阶层，由此使公众对美国电视所标榜的平民性、反特权、民主性、公正性产生了怀疑。
我印象中，在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是，报道深刻社会问题的新闻专题节目，如ＢＢＣ的“６０分钟”，有记者的跟踪采访、有主持人的评论；其次是电视新闻，再后是电视剧。
记者：既然电视已经无所不在，是不是会导致其他大众传媒的萎缩呢？
杨澜：虽然电视节目铺天盖地，但电视永远不可能取代电台、报纸和杂志，因为人们在观察外界事物时，不仅需要视觉刺激和一闪而过的语言，还需要对事物反复地看、深层地思考，需要文字对大脑的刺激。报刊虽然在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上比不上电视的速度，没有形象生动的画面，但在评论和深入报道上永远有它的优势。同时电视在通俗化的过程中，把语言降格了。报刊在保证语言质量、语言的隽永优美和回味上是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由于传媒的竞争，美国的报刊越来越少。如芝加哥，原来有上百份报纸，现在只存十几份。但报刊一旦在竞争中取胜，就具有理性和思辨上的权威性，对美国的电视主流导向起着领导的作用。
电视的发展使电台的阵地迅速缩小，但电台仍保持很高的收听率，坐在汽车里的人们，大都选择了听广播。而电脑多媒体的发展又冲击了电视，人们通过电脑，可以更主动地选择各种传媒的信息频道。
任何形式的传媒都会因其独特的优势而占据一块稳固的阵地，不必为阵地的日渐缩小而恐慌。
记者：在中美电视文化的比较中，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杨澜：中美电视节目在侧重点和结构上不同，在美国，电视新闻是至关重要的，而在中国，综艺节目占据最多的黄金时段。美国在２０年前也有综艺节目，以后逐步细化，组成各个专业频道。美国的电视台主要制作新闻和新闻专题节目，其它节目大多向制作公司购买，所以新闻节目的质量是衡量一个电视台的标准。以新闻为主的节目结构，要求主持人有处世经验、有政论能力、能提出尖锐甚至尖刻的问题。他们的主持人队伍以男性为主，３５岁以上的为主，很多著名主持人的年龄都有六七十岁。如让２０多岁的女孩去主持很严肃的重大新闻，会让人感到压不住阵脚。
中国的电视台把所有节目都大包大揽了，娱乐型的综艺节目出镜频率最高，场面设计很辉煌，综艺节目主持人成了各台的台柱。由于节目侧重点不同，中国的主持人队伍以年轻女性为主，要求形象好、语言流畅、自然大方，让人赏心悦目。电视节目比较温和，提问也比较和善，不需要太多男性主持人。
当人们意识到综艺节目仅仅给人以娱乐，而没有提供与衣食住行相关的更重要的内容时，我们节目的侧重点和主持人队伍也会慢慢转变。这种变革已经从中央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节目中体现出来。各个电视台已开始重视社会问题的报道。
记者：你回国以后最想做哪件事？
杨澜：以我学生时期和这两年学习的背景，我对东西方文化和收视心理有了一些积累，特别希望在向世界介绍当代中国和五千年文化精髓方面有所突破。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太需要有视觉形象去冲击这个世界了。
最近我和上海东方电视台合作拍摄５０集的《杨澜视线》，就介绍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影视、舞台艺术作品及背景材料，会加入我的一些看法。这是一个过渡型的小节目。
回国后我会落户上海，作为独立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大型文化专题节目。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1996年2月8日
记者：今天的美国，电视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出现哪些问题？
杨澜：在美国，由于电视频道的泛滥和相互间一味追求收视率的竞争，电视节目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日益严重。一般美国家庭的电视机都有７０多个频道。电视几乎覆盖了人们的全部生活，７０年代以后的孩子们都成了电视儿童。美国的知识阶层呼吁：“不要让电视破坏了我们的家庭。”
美国的许多电视节目为追求感官刺激，纷纷把镜头对准血淋淋的暴力和色情场面。曾在美国电视中很受欢迎的谈话直播“脱口秀”节目，也因此而变味，找一些怪癖、毫无羞耻感的人，谈论一些无聊而耸人听闻的事，如少女怀孕、同性恋、卖淫等。美国公众对此非常反感，反对电视节目毒害孩子，提出要清洗电视垃圾。
另一方面，一些著名的电视新闻主持人，年薪高达几百万美元，已成脱离社会极端高薪的阶层，由此使公众对美国电视所标榜的平民性、反特权、民主性、公正性产生了怀疑。
我印象中，在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是，报道深刻社会问题的新闻专题节目，如ＢＢＣ的“６０分钟”，有记者的跟踪采访、有主持人的评论；其次是电视新闻，再后是电视剧。
记者：既然电视已经无所不在，是不是会导致其他大众传媒的萎缩呢？
杨澜：虽然电视节目铺天盖地，但电视永远不可能取代电台、报纸和杂志，因为人们在观察外界事物时，不仅需要视觉刺激和一闪而过的语言，还需要对事物反复地看、深层地思考，需要文字对大脑的刺激。报刊虽然在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上比不上电视的速度，没有形象生动的画面，但在评论和深入报道上永远有它的优势。同时电视在通俗化的过程中，把语言降格了。报刊在保证语言质量、语言的隽永优美和回味上是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由于传媒的竞争，美国的报刊越来越少。如芝加哥，原来有上百份报纸，现在只存十几份。但报刊一旦在竞争中取胜，就具有理性和思辨上的权威性，对美国的电视主流导向起着领导的作用。
电视的发展使电台的阵地迅速缩小，但电台仍保持很高的收听率，坐在汽车里的人们，大都选择了听广播。而电脑多媒体的发展又冲击了电视，人们通过电脑，可以更主动地选择各种传媒的信息频道。
任何形式的传媒都会因其独特的优势而占据一块稳固的阵地，不必为阵地的日渐缩小而恐慌。
记者：在中美电视文化的比较中，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杨澜：中美电视节目在侧重点和结构上不同，在美国，电视新闻是至关重要的，而在中国，综艺节目占据最多的黄金时段。美国在２０年前也有综艺节目，以后逐步细化，组成各个专业频道。美国的电视台主要制作新闻和新闻专题节目，其它节目大多向制作公司购买，所以新闻节目的质量是衡量一个电视台的标准。以新闻为主的节目结构，要求主持人有处世经验、有政论能力、能提出尖锐甚至尖刻的问题。他们的主持人队伍以男性为主，３５岁以上的为主，很多著名主持人的年龄都有六七十岁。如让２０多岁的女孩去主持很严肃的重大新闻，会让人感到压不住阵脚。
中国的电视台把所有节目都大包大揽了，娱乐型的综艺节目出镜频率最高，场面设计很辉煌，综艺节目主持人成了各台的台柱。由于节目侧重点不同，中国的主持人队伍以年轻女性为主，要求形象好、语言流畅、自然大方，让人赏心悦目。电视节目比较温和，提问也比较和善，不需要太多男性主持人。
当人们意识到综艺节目仅仅给人以娱乐，而没有提供与衣食住行相关的更重要的内容时，我们节目的侧重点和主持人队伍也会慢慢转变。这种变革已经从中央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节目中体现出来。各个电视台已开始重视社会问题的报道。
记者：你回国以后最想做哪件事？
杨澜：以我学生时期和这两年学习的背景，我对东西方文化和收视心理有了一些积累，特别希望在向世界介绍当代中国和五千年文化精髓方面有所突破。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太需要有视觉形象去冲击这个世界了。
最近我和上海东方电视台合作拍摄５０集的《杨澜视线》，就介绍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影视、舞台艺术作品及背景材料，会加入我的一些看法。这是一个过渡型的小节目。
回国后我会落户上海，作为独立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大型文化专题节目。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1996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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