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文耀：走出忧患走向世界
| 本报记者 娄 靖 |
2010年12月30日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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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文耀 |
“老三届”，特殊的群体，划出了条条畸形的人生曲线———
有一种感动让人久久回味。不知道经历十年内乱磨难的葛文耀，怎么会时时洋溢理想主义的激情。当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年销售额近１０亿元，坐上全国化妆品市场仅次于美国宝洁的第二把交椅，连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知名化妆品大公司只能望其项背的时候，葛文耀却在到处宣讲国有企业如何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此时，他俨然是演说家。他有一种紧迫感，急切希望上海家化的经验为更多国企走出困境鼓一把劲儿。
有一种感动让人陡生敬意。不知道他经历了无数不公正的待遇，当大权在握的时候，如何能始终怀着忧患意识，而不被诸多诱惑所动。十多年来，他为了提高国产化妆品工业的竞争力卧薪尝胆，苦练内功，使企业年销售额从１９８５年的９０００万元，跃升到１９９０年的４．５亿元，到今天的逼近１０亿元。１月９日，上海家化兼并了上海日化公司———这是葛文耀曾当过科员的“上级单位”；又让美国庄臣公司成了子公司———这家公司曾想以合资方式“吞并”上海家化。而葛文耀的“蓝图”远不止于此。他想在１０年后使上海家化年销售额达３０亿美元，让中国化妆品走进世界各地大商场。
当人们听说上海化妆品行业中曾十分风光的“可蒙”倒闭、“霞飞”被收购、当年名列全国第二的日化四厂破产以及该行业的种种不景气消息的时候，就特别想知道葛文耀这位“老三届”怎样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成了常胜将军。
磨难催他走向成熟
走过两旁陈列着科学家、艺术家雕塑像和仿制中外经典名画的艺术长廊，步入用毛笔、书画、面具呈现东方文化特色的“东京厅”，望着坐在巨幅山水扇面下的葛文耀，让人蓦然为之精神一振：这个可以用“艺术馆”来作定语的企业环境，已经和化妆品艺术与浪漫情调的香水融为一体。葛文耀说，中国产品与外国产品相比，往往就在质量上差了一口气，这是人的素质不及之故。高雅的环境能约束员工的行为，也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灵感。“有些人到国外参观一回，总喜欢说某某事情国内就做不到。我最讨厌这句话。我们在环境上并没花多少钱，就让外国公司刮目相看，他们甚至不相信上海家化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此刻，已让人触摸到了葛文耀面向世界、追慕经典和完美的人生坐标。
５１年的生命之旅中，有些历程，让葛文耀难忘并长期影响着他。
当建筑设计师的父亲、小康人家的生活，养成了葛文耀的性格。他从小喜欢读书，爱看能了解外面世界的《参考消息》。他并没认定通过报考名牌大学来确定人生的轨迹，在学校里书也就读得很轻松。他当班干部，又是篮球队长，成绩也不错，是标准的“三好学生”。所以他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学生干部，到高三时还入了党。１９６６年，他被市教育部门作为全市十几位优秀学生之一，选派去法国留学。如不是“文化大革命”，葛文耀一帆风顺。那时，老师批评葛文耀的缺点只有一条：“患得患失”，这位爱面子的孩子，会在可能出差错的场合显得过于小心。
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来，一切都变了。葛文耀也从人人夸奖的“好小囡”变成了“修正主义苗子”。他曾９次被大会批判。挫折，或许也是人生必修课。葛文耀不再无忧无虑，也不再“患得患失”。
去黑龙江建设兵团８年间，葛文耀从单纯走向独立思考的成熟。
因为是学生党员，葛文耀一到兵团就参加了当地的“清队”工作。那里的不少老职工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在旧军队服过役。调查老职工的历史，使葛文耀有机会看到了我国许多最贫穷的农村。他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一贫如”。落后的现实使葛文耀看重独立思考和务实精神。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立志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想法印入他的脑中，民族忧患和爱国之情也由此生根。那时，虽然因为所谓的海外关系等问题的影响，使他迟迟当不上兵团战士，党员不能及时转正。但是，种种不公正待遇，比起他在苦难历程中的收获却是微不足道的。
１９７５年葛文耀２９岁，按政策回到上海，在街道回收废品，收水电费，以后到火柴厂当技工，到轻工局当干事。从１９７８年开始，葛文耀看了大量经济理论书籍，尤其是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所作的调查与分析，打开了葛文耀观察经济的思路和视角。“３０岁以后，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论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而那时，葛文耀只是上海日化公司计划科的副科长，基本无用武之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崭露头角。一次，公司总经理秘书出差，临时指派葛文耀写工作总结。他完全扔掉写总结的老格式，从产品结构、市场销售角度进行归纳，让人耳目一新。随后，有了１９８５年去家化厂当厂长的任命，而他“一分钟也没犹豫”，立即上任了。
机遇使他展示才智
１９９０年，根据上级指令性方案，上海家化与美国庄臣公司合资，葛文耀担任合资公司的中方副经理。在这个国际大公司中当副经理，是一次不出国的留学。葛文耀了解了外国公司的管理方式和工艺方法，发现上海家化原来那一套只能和国内企业竞争，不学会外国大公司那一套，就没法与他们较量。与此同时，他也发现自己过去许多有用的想法，与外国公司比并不逊色，而自己更了解中国市场。这个发现使葛文耀对振兴我国化妆品工业充满自信。最让葛文耀受刺激的是，他作为副经理，一年的工资只是外方员工一个星期的工资。凭什么拉这么大差距？民族自尊感驱使他坚决离开“庄臣”，回到上海家化。那时，上海家化小富即安，年销售仅２亿元。６年后，上海家化年销售额达到１０亿元，而外资的庄臣公司始终停在５亿元上下。
问葛文耀常盛不衰的秘诀，他笑了。“其实我只是做了常规的事情。国际工商管理就那么几条：以顾客为中心，根据顾客需要改进产品，让顾客了解产品和品牌，连通供销渠道……１９９６年我提出的重视毛利的想法，也是国外司空见惯的。毛利的高低即能判断产品有没有持续发展的后劲。按这些常规做了，企业就能上去。”他说，“因为我看到日化公司没按这个常规做，就找到了兼并的机会。”
兼并不仅有资产，还有３７００名职工！而面对他们，葛文耀的作法令人感动。他说，上海一家日化厂宣布破产时，少数工人气愤地砸了办公室里的一些东西。砸东西不对，但有可理解之处，企业搞不好责任在领导，怎能要工人来承担损失？他把富余的工人“养”在服务中心，计划通过培训，３年内随着企业的发展全部安置上岗，一个也不推向社会。
葛文耀赠给记者一本他与哲学家赵鑫山对话的《走出忧患》和一本装帧精美的上海家化员工的室内装潢画册。《走出忧患》让人看到了一个以哲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艺术的综合素质造就的企业家；而员工居室装潢画册，让人不但看到上海家化职工的现实生活，更让人感到这位企业家对员工发自内心的真爱。葛文耀说：“每次去看员工家的装潢，是件很开心的事。”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1999年2月3日
有一种感动让人久久回味。不知道经历十年内乱磨难的葛文耀，怎么会时时洋溢理想主义的激情。当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年销售额近１０亿元，坐上全国化妆品市场仅次于美国宝洁的第二把交椅，连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知名化妆品大公司只能望其项背的时候，葛文耀却在到处宣讲国有企业如何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此时，他俨然是演说家。他有一种紧迫感，急切希望上海家化的经验为更多国企走出困境鼓一把劲儿。
有一种感动让人陡生敬意。不知道他经历了无数不公正的待遇，当大权在握的时候，如何能始终怀着忧患意识，而不被诸多诱惑所动。十多年来，他为了提高国产化妆品工业的竞争力卧薪尝胆，苦练内功，使企业年销售额从１９８５年的９０００万元，跃升到１９９０年的４．５亿元，到今天的逼近１０亿元。１月９日，上海家化兼并了上海日化公司———这是葛文耀曾当过科员的“上级单位”；又让美国庄臣公司成了子公司———这家公司曾想以合资方式“吞并”上海家化。而葛文耀的“蓝图”远不止于此。他想在１０年后使上海家化年销售额达３０亿美元，让中国化妆品走进世界各地大商场。
当人们听说上海化妆品行业中曾十分风光的“可蒙”倒闭、“霞飞”被收购、当年名列全国第二的日化四厂破产以及该行业的种种不景气消息的时候，就特别想知道葛文耀这位“老三届”怎样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成了常胜将军。
磨难催他走向成熟
走过两旁陈列着科学家、艺术家雕塑像和仿制中外经典名画的艺术长廊，步入用毛笔、书画、面具呈现东方文化特色的“东京厅”，望着坐在巨幅山水扇面下的葛文耀，让人蓦然为之精神一振：这个可以用“艺术馆”来作定语的企业环境，已经和化妆品艺术与浪漫情调的香水融为一体。葛文耀说，中国产品与外国产品相比，往往就在质量上差了一口气，这是人的素质不及之故。高雅的环境能约束员工的行为，也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灵感。“有些人到国外参观一回，总喜欢说某某事情国内就做不到。我最讨厌这句话。我们在环境上并没花多少钱，就让外国公司刮目相看，他们甚至不相信上海家化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此刻，已让人触摸到了葛文耀面向世界、追慕经典和完美的人生坐标。
５１年的生命之旅中，有些历程，让葛文耀难忘并长期影响着他。
当建筑设计师的父亲、小康人家的生活，养成了葛文耀的性格。他从小喜欢读书，爱看能了解外面世界的《参考消息》。他并没认定通过报考名牌大学来确定人生的轨迹，在学校里书也就读得很轻松。他当班干部，又是篮球队长，成绩也不错，是标准的“三好学生”。所以他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学生干部，到高三时还入了党。１９６６年，他被市教育部门作为全市十几位优秀学生之一，选派去法国留学。如不是“文化大革命”，葛文耀一帆风顺。那时，老师批评葛文耀的缺点只有一条：“患得患失”，这位爱面子的孩子，会在可能出差错的场合显得过于小心。
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来，一切都变了。葛文耀也从人人夸奖的“好小囡”变成了“修正主义苗子”。他曾９次被大会批判。挫折，或许也是人生必修课。葛文耀不再无忧无虑，也不再“患得患失”。
去黑龙江建设兵团８年间，葛文耀从单纯走向独立思考的成熟。
因为是学生党员，葛文耀一到兵团就参加了当地的“清队”工作。那里的不少老职工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在旧军队服过役。调查老职工的历史，使葛文耀有机会看到了我国许多最贫穷的农村。他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一贫如”。落后的现实使葛文耀看重独立思考和务实精神。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立志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想法印入他的脑中，民族忧患和爱国之情也由此生根。那时，虽然因为所谓的海外关系等问题的影响，使他迟迟当不上兵团战士，党员不能及时转正。但是，种种不公正待遇，比起他在苦难历程中的收获却是微不足道的。
１９７５年葛文耀２９岁，按政策回到上海，在街道回收废品，收水电费，以后到火柴厂当技工，到轻工局当干事。从１９７８年开始，葛文耀看了大量经济理论书籍，尤其是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所作的调查与分析，打开了葛文耀观察经济的思路和视角。“３０岁以后，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论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而那时，葛文耀只是上海日化公司计划科的副科长，基本无用武之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崭露头角。一次，公司总经理秘书出差，临时指派葛文耀写工作总结。他完全扔掉写总结的老格式，从产品结构、市场销售角度进行归纳，让人耳目一新。随后，有了１９８５年去家化厂当厂长的任命，而他“一分钟也没犹豫”，立即上任了。
机遇使他展示才智
１９９０年，根据上级指令性方案，上海家化与美国庄臣公司合资，葛文耀担任合资公司的中方副经理。在这个国际大公司中当副经理，是一次不出国的留学。葛文耀了解了外国公司的管理方式和工艺方法，发现上海家化原来那一套只能和国内企业竞争，不学会外国大公司那一套，就没法与他们较量。与此同时，他也发现自己过去许多有用的想法，与外国公司比并不逊色，而自己更了解中国市场。这个发现使葛文耀对振兴我国化妆品工业充满自信。最让葛文耀受刺激的是，他作为副经理，一年的工资只是外方员工一个星期的工资。凭什么拉这么大差距？民族自尊感驱使他坚决离开“庄臣”，回到上海家化。那时，上海家化小富即安，年销售仅２亿元。６年后，上海家化年销售额达到１０亿元，而外资的庄臣公司始终停在５亿元上下。
问葛文耀常盛不衰的秘诀，他笑了。“其实我只是做了常规的事情。国际工商管理就那么几条：以顾客为中心，根据顾客需要改进产品，让顾客了解产品和品牌，连通供销渠道……１９９６年我提出的重视毛利的想法，也是国外司空见惯的。毛利的高低即能判断产品有没有持续发展的后劲。按这些常规做了，企业就能上去。”他说，“因为我看到日化公司没按这个常规做，就找到了兼并的机会。”
兼并不仅有资产，还有３７００名职工！而面对他们，葛文耀的作法令人感动。他说，上海一家日化厂宣布破产时，少数工人气愤地砸了办公室里的一些东西。砸东西不对，但有可理解之处，企业搞不好责任在领导，怎能要工人来承担损失？他把富余的工人“养”在服务中心，计划通过培训，３年内随着企业的发展全部安置上岗，一个也不推向社会。
葛文耀赠给记者一本他与哲学家赵鑫山对话的《走出忧患》和一本装帧精美的上海家化员工的室内装潢画册。《走出忧患》让人看到了一个以哲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艺术的综合素质造就的企业家；而员工居室装潢画册，让人不但看到上海家化职工的现实生活，更让人感到这位企业家对员工发自内心的真爱。葛文耀说：“每次去看员工家的装潢，是件很开心的事。”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1999年2月3日
(责编：励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