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着赞歌为他送行——学生心目中的贺绿汀

　　作为一代音乐教育家，他桃李满天下；他留给后人的，不单是精湛的艺术，更有一座人格丰碑

　　５月１７日，上海龙华殡仪馆。长长的送行队伍不仅告别了一位慈祥的长者，还告别了中国音乐的一个时代。

　　中国民族音乐作为正规的艺术教育进入高等学府起步较晚，而贺绿汀在他９６年生涯中，有整整７０多年在为发展和创建中国民族音乐体系而奋斗，虽经受种种磨难而无怨无悔，以不屈的生命之火铸造着中国民族音乐。他召集一大批精通西洋音乐和中国民间音乐的国内外专家组成师资队伍，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音乐人才。他的学生，在国际乐坛夺得无数奖杯；如今，我国各地音乐界的领导或专家，不少都是他的学生。由于对音乐事业的挚爱和突出贡献，国际音乐理事会授予他终身荣誉会员的称号。他是我国唯一获此殊荣的音乐家。

　　贺绿汀，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人民音乐家、教育家、理论家，人虽远游，而其生命的光彩却留存在人们的心里，尤其是留存在直接感受到这位老人殷殷关爱的音乐人的心里。

　　一位盲人最终成了钢琴教授

　　“我把门关一下。”正在接受采访的王叔培教授径直走到门前，我这才发现门确实虚掩着。我很惊讶，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竟有如此敏锐的听觉和自如的生活能力。当然，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６岁时已经双目致残，却因为遇上了贺绿汀而改变了一生命运，成为新中国培养的唯一的盲人钢琴教授。“没有贺老，便没有我的今天。”王叔培回忆４９年前报考上音时的情景，仍像发生在昨天。

　　１９５０年，王叔培１８岁，从上海盲人教会学校毕业。一个盲人走上社会，谁肯接收呢？在学校学过钢琴的王叔培，到乐团去都碰了壁，而报考音乐学院更是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院长贺绿汀没有回绝，操着湖南普通话和蔼地说：“好啊，你可以试一试，只要能考上，与健康人一样入学。”

　　考试时，一共有３位盲人，学校特意准备了专门考场，让人为他们念考卷，帮他们填写答案。考试进行了３天，他和另一位盲人学生被录取了，他到了钢琴系。当时，国内没有盲人乐谱。为了让盲人学生得到同等教育，贺老动用了学校极少的一点外汇，买来全套盲人音乐教材。平时上课，还专门安排同学为他们念谱。那时，学生宿舍没有收音机，每天有同学为他们念报，让他们了解国家大事。就这样，王叔培以出色的成绩完成了６年学业。

　　大学毕业了，分配又遇到难题。贺老又一次表示：“既然王叔培能在音乐学院读好书，为何不能留下教书呢！”这真是破天荒的事。从此，我国高等学府有了一位盲人教师，而且还是钢琴系的第一位党员教师。

　　“我不能想像，如果当初贺老也像其他人那样敷衍、搪塞一下，把我推出校门，我这辈子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当年，和王叔培一起从盲人学校毕业的同学有１００人。如今，只有考上音乐学院的两人成了专业音乐工作者，走在知识分子的行列。

　　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江明淳院长告诉我：“王叔培教授除了双目失明之外，专业水平在教师中是拔尖的。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贺院长一贯的爱才、惜才和人道主义的爱心。”

　　“他为我掌舵，为我导航”

　　６５岁的声乐系教授鞠秀芳，说话嗓音柔柔甜甜的，听上去还像个小姑娘。然而，这副柔美的嗓子，却让她多年受尽波折。如果不是贺老在一次次争议中指明方向，她很可能在业务上半途而废。

　　从小浸染于姑苏城的民间小调、熏陶于江南小茶馆的地方戏曲，鞠秀芳虽无名师指导，却生成了天然的民歌嗓子。１９５０年，１６岁的鞠秀芳父母双亡，她戴着孝报考音乐学院。看到许多考生都能唱西洋歌剧、咏叹调，傻眼了。她只会唱民歌，“咏叹调？听都没听过”。她急得在校园的草地上独自流泪，想打退堂鼓。这时，走来一位慈爱的老师，问长问短。当得知鞠秀芳的哥哥是位新四军战士并亲自送她来考试时，那位老师亲切地说：“我也是新四军。”并鼓励她沉着应考。

　　鞠秀芳考入音乐学院以后才知道，那位老师正是贺院长。

　　入学后，正值建国初期各项运动风起云涌，宣传土改、宣传《婚姻法》……鞠秀芳唱民歌很受欢迎，经常被指派参加各种演出。因为还没有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演出时发声上的毛病暴露出来，一些老师提出她不该参加。鞠秀芳犹豫了，觉得再唱民歌会把自己毁了。可是，组织上指派的演出任务如何好推辞？正左右为难，贺老鼓励她不要放弃唱民歌，不要放弃演出，并为她安排了学校中最好的教师———留法归国的周小燕，教她花腔女高音的科学发声方法；民间艺术家丁喜才，传授给她大量的榆林小曲的音乐素材。鞠秀芳在两位稔熟中西音乐艺术的老师指导下，坚持走民歌演唱的道路。

　　她的民歌很受欢迎，《五哥放羊》的唱片热销东南亚，那一阵全国各地连车站码头都播放这首歌。可是，她的声乐考试只得３分，勉强及格。一些老师仍然对她唱民歌有意见。那时，鞠秀芳以为是某些老师对自己有成见。直到一次会上，贺老尖锐地指出“少一点争论，多一点研究”，“鞠秀芳的唱片都热销东南亚了，你们的屁股坐在哪一边？”鞠秀芳这才知道，自己已卷入了当时音乐界的“土洋之争”。贺老一贯倡导两条腿走路：学习西乐科学方法，走民族音乐道路。他正是用这一思想引导着鞠秀芳。

　　１９５７年，鞠秀芳带着３首民歌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获得金奖。这是上海音乐学院最早在世界上获得的金奖，她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她的混声唱法受到批判：“土不土，洋不洋，是四不像”。贺老又一次鼓励她：“四不像不是很好吗！”支持她坚持自己的演唱风格。

　　回忆往事，鞠秀芳感慨万千：“如果说是周小燕老师科学的发声方法让我走上民歌道路的话，那么贺院长似阳光和雨露，抚育着我成长。在风浪中，他既为我掌舵，又为我导航。”

　　众人赞叹艺术家风范

　　作曲家林华、何占豪和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声乐教授石林等，是我国目前音乐创作和教育的中坚力量。而他们，也是贺老五六十年代“早出、快出人才，从附小、附中到大学一条龙”教育思想的亲历者。林华回忆道，贺院长在长达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中，不唯上，不跟风，不怕迫害，办事坚决遵循艺术规律，是个硬骨头。

　　林华记得，５０年代，贺老带领全校师生学唱民歌与戏曲，要求大家每天背一首民歌，每个星期举办一次民歌音乐会，每天广播教唱民歌。他还执板胡亲自给学生上课，从民间音乐的风格、韵味、语言、表现特色等方面作示范。他先后聘请单弦艺人王秀卿、榆林小曲艺人丁喜才、唢呐艺人宋保才兄弟等来校任教，为学院民族民间音乐教学的正规化、系统化打下了基础。

　　然而，贺老又不是国粹派，深知中国近代闭关自守，必须学习和吸收世界现代音乐文化养料，丰富和发展中国新的音乐文化。建院初期，他以自己的人格感召力，诚请留学海外的专家回国任教。从法、美、英、德等国留学归来的周小燕、李翠贞、丁善德、陈又新等，分别担任声乐、钢琴、作曲、管弦系主任，丁善德还担任了副院长。他依靠这批精通西洋音乐的专家，让学院追逐世界一流音乐。

　　林华庆幸自己能在这样一个中西音乐文化大跨度融合的环境中学习成长。６０年代初，社会空气比较宽松，还在作曲系读书的林华等学生思想活跃，希望作曲题材能有所突破。他们照这个想法创作一些乐曲后受到了批判，“离经叛道”、“反动学生”的大棒向他们挥来。贺老却如慈父一般，肯定了林华他们的创新精神，同时指出不要“为创新而创新”，要注意内容和形式的结合，要贴近时代，反映人民的心声。由于贺老的保护，林华他们才免遭迫害。同时，贺老强调政治与艺术统一、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谆谆教导，使他们终身受益。

　　然而，贺老自己却没能避开残酷的政治迫害。１９６３年，他因写了《对批评家提的要求》一文，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姚文元，“文革”中被投入狱中，亲属受株连者达４０余人，二女儿因不堪折磨而自杀身亡。不过，这一切都不能使贺老屈服，他在狱中写下８０万字的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和材料。

　　林华情深意切地说：“贺老走了。在政治风云中，他那艺术家正直的人格、铮铮铁骨和坚持艺术规律的节操，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199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