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走出“左联”文化人 

　　 上海，有一百多幢名人故居。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蕴藏着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生命密码

　　在一个半世纪的风云中崛起的上海，孕育了很多谜。其中，１００多幢中国本世纪杰出人物的故居，就很让后人费心解读。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优秀的人物落脚上海虹口？便是一个奇特的谜。在四川北路末端方圆一两公里内，先后住过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叶圣陶、冯雪峰、丁玲、夏衍、柔石……几乎集中了当年左翼文化运动所有领导人和进步文化人士。

　　那是在二三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的年代，是日本侵略者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年代，虹口却奇迹般地保护了一大批来自全国的爱国文化人士，孕育诞生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由此，虹口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前接“五四”新民主主义文化，后连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驿站”。

多伦路250号建于1924年，是孔祥熙在上海占居的三处豪宅之一，人称“孔宫馆”

    ５００米的多伦路，是旧上海公共租界华洋杂居、黑暗与光明并存的缩影。

　　为读解这个谜，我由虹口区文史馆的张小红女士领着，在毫不起眼的短短窄窄的多伦路、横浜路上兜了一圈。不到半个钟头，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风云，竟是那么突如其来却又真实强烈地撞击着我。四周突兀林立的现代化商业大厦，难以遮蔽由这里的旧建筑记录下来的喧腾、艰难而又丰满的历史。

　　这是一群怎样的建筑啊！在四川北路多伦路北段转角处，是四层欧洲古典式建筑的“北川公寓”，鲁迅先生１９３０年５月起住在这里２０９３号的４室。他站在公寓沿街的窗口，能望见马路对面右边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现在是一家银行），看到由日本人经营的公啡咖啡馆。由于是日本人开设的，别人不大会把它同“进步”联系起来，所以鲁迅经常到那里买书、喝咖啡，会见进步文化人和商谈“左联”工作，倒也挺安全。马路对面的左边，是原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日本海军医院，它像一艘巨大的“海盗船”沉压在这个路段，也沉压在上海人的心头。它就是１９３２年和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者对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的战争基地。鲁迅先生就端坐在寓所窗前，在侵略者铁蹄声中奋笔疾书，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友邦惊诧”论》等名篇。

　　再沿着多伦路走去，短短５００米小街有原中国左翼作联、中国左翼美联所在地，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戏剧社———上海艺术剧社所在地；有郭沫若、赵世炎、柔石、施蛰存等文化人的住所。公寓的左邻是孔祥熙寓所，此外还有国民党要员白崇禧的“白公馆”、汤恩伯的“汤公馆”，丝绸商人的“薛公馆”，等等。在连接多伦路的几条路上，有国内进步人士创办的商务印书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远东图书公司等出版机构。

　　我简直难以相信，在如今成为露天菜场的这条短短的路上，竟然有这么多的历史记忆。这由西班牙洋房、日本式公寓、石库门弄堂组成的一幅奇异图案，其实便是昔日上海公共租界的缩影———五方杂处、华洋共居；它也是上海“悖论”的典型———最黑暗的反动势力映衬着最耀眼的光明。也许，这个白色恐怖的中心区恰恰是多方管辖、结果谁也没管的“安全地区”，使进步文化人得以在这个环境中度过最艰难的革命低潮。景云里庇护了一批优秀文化人，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起始点

窄窄的景云里前门对后门，曾经庇护了一批进步文化人

    我的脚步最后停留在多伦路背后横浜路上的一条小弄堂里。这个老式的石库门弄堂口，依稀留着“景云里”几个字。这个连大部分上海人都不太知道的小弄堂，却在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成为鲁迅、茅盾、冯雪峰、叶圣陶、柔石等来自各地的优秀文化名人的庇护地，使他们在黑暗中冷静思考中国前途和文化人的责任，并经历了他们人生中的重要转折。

　　景云里只有坐南朝北的三排三层小楼。已是下午５点半，人们该回家的时候，这里却依然很安静。可以想像，当年它虽没有前马路西班牙式公馆的豪华，却有一种难得的“安全”。住在这儿的文化人几乎前门对后门，叶圣陶住１１号，茅盾和冯雪峰住１１号甲，后门对面１８号住着鲁迅，２３号住柔石，１７号住周建人。一条普通弄堂一时间聚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实为罕见。

　　鲁迅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从广州来到景云里，先住２３号，后迁１８、１７号。他和许广平在这里共同生活，是他一生背叛封建礼教的重大生活事件。在景云里，鲁迅每天教许广平日语，常常因许广平答不上日语发窘而引发笑声，这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乐事之一。许广平在景云里怀孕、生育，鲁迅日夜服侍在产房。为此，许广平写文章道：“一到了做母亲……眼看到一个竭尽忠诚的男人在旁照顾她的生活服食、起居一切，她会把不久前生产的苦痛看作是幸福，足以回味，真是苦尽甘来的满心舒畅的一日。”这同样也可以说是鲁迅在景云里幸福舒畅日子的一个记录。

　　鲁迅和共产党的联络人冯雪峰为邻居。他从冯雪峰那里得到党的指示，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因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密令通缉。１９３０年春鲁迅迁入北川公寓，冯雪峰也随同迁入公寓地下室。在此，鲁迅与瞿秋白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结为人生知己。鲁迅十分欣赏瞿秋白的人品和才华，由此更加信任共产党。瞿秋白夫妇３次在鲁迅家中避难，最长的一次住了近１个月，以后又和鲁迅同住虹口，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１９３３年，鲁迅迁入附近日侨区的大陆新村，直至去世。鲁迅的最后１０年都在虹口度过。其间，发表著译作１７０余篇，编辑《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等７本文集。鲁迅差不多就是在这里经历了一个进化论者向阶级论者的转化，成为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多伦路上中华艺大旧址。“左联”成立大会在此召开

    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茅盾于１９２７年８月从汉口辗转来上海，隐居景云里，大门不出，连鲁迅上门拜访也不回访，其实他和鲁迅家只有几步之遥。茅盾在隐居期间，写了反映大革命失败后人们思想彷徨和苦闷的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这是他第一次写小说，因不便用真名，便随手写了“矛盾”。与他为邻的叶圣陶觉得百家姓中没有矛字，便加了个草字头，将文章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茅盾的笔名自此始用。他在景云里写的《鲁迅论》，被称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正确认识、评价鲁迅的第一块“基石”。以后，他参加了“左联”，与鲁迅共同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

　　叶圣陶在景云里有极好的人缘。他任《小说月报》主编，一大批进步作家因他的发现、培养、发表处女作而名扬四海。如巴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抄在５个硬皮本上，叶圣陶看后认为作者很有才华，就在《小说月报》上连载，２４岁的巴金从此一举成名。丁玲、施蛰存等人也是因第一篇小说经他之手发表而成为文坛新星。就叶圣陶在这里发现和培养了一代文学大家而言，景云里也足以骄傲。

茅盾与鲁迅同住日侨居住区大陆新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景云里是上海乃至全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起始点。“主力军”是鲁迅在１９３０年与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创办的反帝反封建的“左联”，它团结和影响了全国的爱国文化人士。此后相继涌现了左翼社联、剧联、美联、教联和电影、音乐小组等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百年崛起的上海，是中国漫漫封建长夜的“叛逆者”。众多的名人故居便是这“叛逆”的标志之一。有眼光的虹口人已在那里悬挂了１０块文化名人故居牌和１０块文化遗址牌，并正着手恢复和改造多伦路历史文化街。上海卢湾区也紧随其后，为１０位名人故居挂牌。这些凝聚了百年历史的老房子，便是揭示这个国际大都市文化神韵的密码。

　　《人民日报华东版》 1998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