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楠溪江能承受多少？
| 本报记者 娄 靖 |
2011年02月09日00:17
| 【字号 大 中 小】 | 打印 | 留言 | 论坛 | 网摘 | 手机点评 | 纠错 |
 楠溪江，如绿宝石一般清澈 |
1月1日清晨，人们还沉浸在新千年来临的喜悦中。这天，在浙江永嘉县楠溪江主干流上，却发生了一起恶性毒鱼事件。绵延2公里的江面上，飘浮着白花花的死鱼，大的有五六公斤重，小的才一寸多长。
这起罕见的毒鱼大案，不仅对楠溪江的鱼类造成毁灭性破坏，还危及两岸农民的饮水安全。是想偷渔没控制好毒性，还是受过处罚的偷渔人进行报复？沿江的农民纷纷猜测。
不管哪种原因，都触及一个敏感点：这条江的承包权从1998年11月8日起，已属于季展敏等承包人。偷渔就是侵犯承包人权益，破坏《渔业法》。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毒鱼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观念上的冲突。
楠溪江在两次承包中经历了震荡
楠溪江，国家级风景名胜，美得让人心醉。但这里似乎又与贫困、封闭相联。为了生计，青壮力大都出去打工。
然而，就是这条远离现代化的楠溪江，1998年9月18日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新闻：几位当地经商者，在12支竞标队伍拼杀中，以518万元夺得楠溪江12年承包权。一时间，“中国第一包江人”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本报当时也作了报道。
其实，承包在楠溪江不是新鲜事，早在1984年，这里已实行分段承包。江面以村、以乡为界，分成上百个承包组，三五人一组、三四年一期。承包人按规定交上千元承包费。
然而，10年多来，楠溪江人围着水生资源所有权一直在“打仗”。分段承包前，人人可以捕鱼。慢慢地，人口多了，鱼儿少了，名贵的鱼失踪了。于是，县渔政站出来推行分段承包，村里也出面搞承包。承包人为了眼前利益，在承包期内进行掠夺性捕捞。那些没有承包权的人心里不服，电鱼、炸鱼、毒鱼等偷渔事件接连不断，水生资源受到毁灭性破坏。为了使楠溪江得以可持续发展，当地政府推出了全流域承包，于是，出现了“第一包江人”。
外面的人在为这个“中国第一”振臂高呼，可楠溪江人却在经历震荡。虽然《渔业法》早在1986年已明确规定，江河水域归国家所有，只有县以上地方政府才有权代表国家进行养殖承包，行施江河水域所有权。但在乡里人眼中，这个“法”只是说说而已。千百年来，江从门前过，到了自家门口就是自己的，捕鱼吃鱼天经地义。如今，这个“法”因为全流域承包而变得具体和严厉。承包者因面对巨额风险而严加看管。而渔政站也有巡逻队，偷渔者只要被抓住，依法小则罚款、大则拘留，有人惊呼“捕鱼也犯法了”。
从1999年3月以来，光是被巡逻队处理的各类偷渔事件就有89起。直至1月1日大面积毒鱼事件发生，严峻的事态划出了一个大问号：经历千百年老规矩的楠溪江人，对依法治江有多少承受力？
沿江农民七嘴八舌，心情复杂
细雨绵绵，记者沿江采访。
石柱村，发生毒鱼案的地方。十几个村民在山坡屋檐下围着火盆聊天。当记者问起承包、毒鱼一事时，他们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
“70年代，江里的鱼可多了，发大水时鱼都能游到家门口。现在很多鱼都看不见了。”
“村里原来有3个承包组，每年交1万元。因为是同村，大家讲面子，不好意思偷渔。现在是外村人搞承包，没有面子关系，偷渔也就不管了。”
问不准打鱼是否会影响生活，众人否定：我们主要靠出去打工，喜欢打鱼的就是十几个人。青年人高兴时，打几条鱼喝喝酒，助助兴嘛。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当地老渔民的认同。
对承包，也有人不赞成：“江中的鱼人人有份，这是祖上传下的，现在凭什么承包人能打鱼卖钱，我们就不行？”
问大承包封江两年，江里的鱼是否多了，一个老人说：“是比过去多了，现在还能看到鱼群了。”“既然大承包能让鱼儿多起来，为何不支持？”“如果他们不打人，能管好江，我们会拥护的。”毒鱼那天，石柱村有人去江里捞鱼，被巡逻队打青了脸，大家忿忿不平。
石柱村因为守着楠溪江鱼群最多的4个深塘。面对承包，村民的心情格外复杂。
而在西岸村，当记者向一群在沿街空房内打扑克的老人询问时，他们倒对大承包一致拥护：“今年，江里鱼多了起来，这对旅游有好处。来旅游的人多了，路修好了，农副产品也卖得出去，这关系我们切身利益嘛。”老人们说话中气很足。
问起对毒鱼的看法，老人个个有主见：“政府处理要重。如不重，偷渔的人就不怕。”“每个村都要有管理员。当地人讲面子，外村人管不住。”
走进填村，在一间显得零乱的小店铺前，记者见到了当初的竞标者之一周文元。
说起投标，周文元显得兴奋：“我真想当老板，十几岁就做生意，至今还没当成。那次投标是个机会，我们12个股东凑了60万元。说好最高投到260万元，但还是没成。”
问输得是否服气，他说消息登在报上，公平竞争，我的能力是260万元，人家的能力是518万元，不服不行。记者又问：“如是你中标，怕不怕偷渔？”他说：“怕偷渔就不去竞标了。我会在开始时派人天天巡逻，当然政府要配合，严查、严办。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养成偷渔犯法的观念就好办了。”
毒鱼事件并没有动摇包江人
和承包人季展敏打电话，他说有急事去厦门，让记者先和公司总经理黄世平谈。38岁的黄世平担任过乡党委书记，现在还是桥下镇管工贸的负责人。他是季展敏特别邀请入股的。他的谈话直奔主题，对这次毒鱼事件总结了两大教训：调整管理办法，调整管理人员。
他说，过去公司用了25个管理员、一个巡逻队和100个临时机动队员。人不少，但每个管理员要负责7公里。现在，准备由线到点，把管理员集中在20处鱼群集中的深水鱼塘，24小时看守。每个深塘一季产值就达15万元，看住了深水塘，公司效益就保住了。其次，过去管理员都请村干部当。他们有威信，但不是行家。其实，楠溪江真正把捕鱼当副业挣钱的，就是近百个分段承包人。如把他们管住了，楠溪江也就管住了。所以，准备把这些人吸收当管理员，每月工资不少于1200元。到了捕鱼期，他们又是一支不可缺少的捕鱼队。另外，江面上还有14个承包段没到期，两种承包制并存，影响了整体管理。公司准备请这些承包人入股，或合作承包，分红得利。
黄世平说得头头是道，让记者对这位温州人刮目相看。“威信和专业管理结合”、“变偷渔人为管鱼人”、“兼顾老渔民的利益”，这种种办法都为了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看来，毒鱼事件没有压倒包江人，反而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
第二天傍晚，赶回来的季展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7个股东都是在楠溪江长大、出去做过生意的。承包前，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搞调查，还请教了渔业专家。考证下来，如能利用楠溪江无污染的水资源重点发展珍贵鱼类，12年起码能赚1200万元。所以，他们当初投标的心理价位是600万元。
对于毒鱼事件，季展敏说在预料之中。随着他们在江中投入的名贵增殖鱼种逐年增多，楠溪江鱼类的含金量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他希望政府部门通过毒鱼事件，加强执法力度，确保承包人的利益和楠溪江的水生资源，最理想的办法是建立派出所、渔政站和公司三位一体的执法管理队伍。他相信“偷渔不犯法”的观念慢慢会改变的。
记者问：“如果偷渔状况一时还改变不了，你有准备吗？”他说有准备。他算过一笔账，按经营规划，偷渔即使让他损失30％，公司仍然能够盈利。
毒鱼事件震惊了楠溪江两岸，然而，楠溪江人还可能在“偷渔算不算贼”的困惑中徘徊。他们留恋人人能捕鱼的老规矩，又惊恐滥捕滥捞带来鱼种灭绝的灾难；他们痛恨炸鱼毒鱼，希望以法治理，却又不能平等看待同村人和外村人；他们看到了大承包的好处，可内心依然有些酸楚。甚至，极具胆魄的包江人，也准备接受偷渔现象继续存在的现实。
看来，打破旧观念，走向依法治江，任重道远。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2000年1月24日第1版）
这起罕见的毒鱼大案，不仅对楠溪江的鱼类造成毁灭性破坏，还危及两岸农民的饮水安全。是想偷渔没控制好毒性，还是受过处罚的偷渔人进行报复？沿江的农民纷纷猜测。
不管哪种原因，都触及一个敏感点：这条江的承包权从1998年11月8日起，已属于季展敏等承包人。偷渔就是侵犯承包人权益，破坏《渔业法》。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毒鱼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观念上的冲突。
楠溪江在两次承包中经历了震荡
楠溪江，国家级风景名胜，美得让人心醉。但这里似乎又与贫困、封闭相联。为了生计，青壮力大都出去打工。
然而，就是这条远离现代化的楠溪江，1998年9月18日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新闻：几位当地经商者，在12支竞标队伍拼杀中，以518万元夺得楠溪江12年承包权。一时间，“中国第一包江人”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本报当时也作了报道。
其实，承包在楠溪江不是新鲜事，早在1984年，这里已实行分段承包。江面以村、以乡为界，分成上百个承包组，三五人一组、三四年一期。承包人按规定交上千元承包费。
然而，10年多来，楠溪江人围着水生资源所有权一直在“打仗”。分段承包前，人人可以捕鱼。慢慢地，人口多了，鱼儿少了，名贵的鱼失踪了。于是，县渔政站出来推行分段承包，村里也出面搞承包。承包人为了眼前利益，在承包期内进行掠夺性捕捞。那些没有承包权的人心里不服，电鱼、炸鱼、毒鱼等偷渔事件接连不断，水生资源受到毁灭性破坏。为了使楠溪江得以可持续发展，当地政府推出了全流域承包，于是，出现了“第一包江人”。
外面的人在为这个“中国第一”振臂高呼，可楠溪江人却在经历震荡。虽然《渔业法》早在1986年已明确规定，江河水域归国家所有，只有县以上地方政府才有权代表国家进行养殖承包，行施江河水域所有权。但在乡里人眼中，这个“法”只是说说而已。千百年来，江从门前过，到了自家门口就是自己的，捕鱼吃鱼天经地义。如今，这个“法”因为全流域承包而变得具体和严厉。承包者因面对巨额风险而严加看管。而渔政站也有巡逻队，偷渔者只要被抓住，依法小则罚款、大则拘留，有人惊呼“捕鱼也犯法了”。
从1999年3月以来，光是被巡逻队处理的各类偷渔事件就有89起。直至1月1日大面积毒鱼事件发生，严峻的事态划出了一个大问号：经历千百年老规矩的楠溪江人，对依法治江有多少承受力？
沿江农民七嘴八舌，心情复杂
细雨绵绵，记者沿江采访。
石柱村，发生毒鱼案的地方。十几个村民在山坡屋檐下围着火盆聊天。当记者问起承包、毒鱼一事时，他们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
“70年代，江里的鱼可多了，发大水时鱼都能游到家门口。现在很多鱼都看不见了。”
“村里原来有3个承包组，每年交1万元。因为是同村，大家讲面子，不好意思偷渔。现在是外村人搞承包，没有面子关系，偷渔也就不管了。”
问不准打鱼是否会影响生活，众人否定：我们主要靠出去打工，喜欢打鱼的就是十几个人。青年人高兴时，打几条鱼喝喝酒，助助兴嘛。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当地老渔民的认同。
对承包，也有人不赞成：“江中的鱼人人有份，这是祖上传下的，现在凭什么承包人能打鱼卖钱，我们就不行？”
问大承包封江两年，江里的鱼是否多了，一个老人说：“是比过去多了，现在还能看到鱼群了。”“既然大承包能让鱼儿多起来，为何不支持？”“如果他们不打人，能管好江，我们会拥护的。”毒鱼那天，石柱村有人去江里捞鱼，被巡逻队打青了脸，大家忿忿不平。
石柱村因为守着楠溪江鱼群最多的4个深塘。面对承包，村民的心情格外复杂。
而在西岸村，当记者向一群在沿街空房内打扑克的老人询问时，他们倒对大承包一致拥护：“今年，江里鱼多了起来，这对旅游有好处。来旅游的人多了，路修好了，农副产品也卖得出去，这关系我们切身利益嘛。”老人们说话中气很足。
问起对毒鱼的看法，老人个个有主见：“政府处理要重。如不重，偷渔的人就不怕。”“每个村都要有管理员。当地人讲面子，外村人管不住。”
走进填村，在一间显得零乱的小店铺前，记者见到了当初的竞标者之一周文元。
说起投标，周文元显得兴奋：“我真想当老板，十几岁就做生意，至今还没当成。那次投标是个机会，我们12个股东凑了60万元。说好最高投到260万元，但还是没成。”
问输得是否服气，他说消息登在报上，公平竞争，我的能力是260万元，人家的能力是518万元，不服不行。记者又问：“如是你中标，怕不怕偷渔？”他说：“怕偷渔就不去竞标了。我会在开始时派人天天巡逻，当然政府要配合，严查、严办。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养成偷渔犯法的观念就好办了。”
毒鱼事件并没有动摇包江人
和承包人季展敏打电话，他说有急事去厦门，让记者先和公司总经理黄世平谈。38岁的黄世平担任过乡党委书记，现在还是桥下镇管工贸的负责人。他是季展敏特别邀请入股的。他的谈话直奔主题，对这次毒鱼事件总结了两大教训：调整管理办法，调整管理人员。
他说，过去公司用了25个管理员、一个巡逻队和100个临时机动队员。人不少，但每个管理员要负责7公里。现在，准备由线到点，把管理员集中在20处鱼群集中的深水鱼塘，24小时看守。每个深塘一季产值就达15万元，看住了深水塘，公司效益就保住了。其次，过去管理员都请村干部当。他们有威信，但不是行家。其实，楠溪江真正把捕鱼当副业挣钱的，就是近百个分段承包人。如把他们管住了，楠溪江也就管住了。所以，准备把这些人吸收当管理员，每月工资不少于1200元。到了捕鱼期，他们又是一支不可缺少的捕鱼队。另外，江面上还有14个承包段没到期，两种承包制并存，影响了整体管理。公司准备请这些承包人入股，或合作承包，分红得利。
黄世平说得头头是道，让记者对这位温州人刮目相看。“威信和专业管理结合”、“变偷渔人为管鱼人”、“兼顾老渔民的利益”，这种种办法都为了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看来，毒鱼事件没有压倒包江人，反而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
第二天傍晚，赶回来的季展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7个股东都是在楠溪江长大、出去做过生意的。承包前，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搞调查，还请教了渔业专家。考证下来，如能利用楠溪江无污染的水资源重点发展珍贵鱼类，12年起码能赚1200万元。所以，他们当初投标的心理价位是600万元。
对于毒鱼事件，季展敏说在预料之中。随着他们在江中投入的名贵增殖鱼种逐年增多，楠溪江鱼类的含金量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他希望政府部门通过毒鱼事件，加强执法力度，确保承包人的利益和楠溪江的水生资源，最理想的办法是建立派出所、渔政站和公司三位一体的执法管理队伍。他相信“偷渔不犯法”的观念慢慢会改变的。
记者问：“如果偷渔状况一时还改变不了，你有准备吗？”他说有准备。他算过一笔账，按经营规划，偷渔即使让他损失30％，公司仍然能够盈利。
毒鱼事件震惊了楠溪江两岸，然而，楠溪江人还可能在“偷渔算不算贼”的困惑中徘徊。他们留恋人人能捕鱼的老规矩，又惊恐滥捕滥捞带来鱼种灭绝的灾难；他们痛恨炸鱼毒鱼，希望以法治理，却又不能平等看待同村人和外村人；他们看到了大承包的好处，可内心依然有些酸楚。甚至，极具胆魄的包江人，也准备接受偷渔现象继续存在的现实。
看来，打破旧观念，走向依法治江，任重道远。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2000年1月24日第1版）
 |
| 村民在楠溪江中非法“炸鱼” 摄影者实录全过程 |
(责编：励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