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医大科学家从成果转化中获巨额回报后，一石
百万提成应该拿(热门话题)
| 本报记者 娄靖 |
2011年02月09日00:17
| 【字号 大 中 小】 | 打印 | 留言 | 论坛 | 网摘 | 手机点评 | 纠错 |
编辑手记
“奖金”，怎么说呢？那是在工资之外另给你的。科学研究出了成果，一张奖状加上些许奖金，心里虽说高兴，可麻烦也跟着来了：既然是领导“额外”给的，总有点受人恩惠的感觉，心里不踏实，别人也会眼红──活儿是大家干的，凭什么奖你一个人？甚至，没有炊事员做饭你就吃不上、喝不上，还搞什么科研？于是，数目本来就不大的奖金，常常在办公室里就被瓜分了，人人有份。再不，就把钱充公，搞个基金什么的，众人来分享。
现在情况变了。上海医科大学在科研成果转让的收入中，按比例拿出一块给科研人员，并明确指出，这次在工资之外另给的一笔钱，是你自己应得的“合法收益”，并且，几百万元的巨款，四成要归课题组负责人个人。这，真是件石破天惊的事情。
于是，人们开始品味。细细一想，这钱还真拿得合理合法。市场经济不是讲投入和产出吗？一批科研人员十几年如一日忘我工作，拿出来的成果为人民造了大福，为国家创造了巨额财富，这贡献还不应当有所回报吗？既然他们的智力和创造才能的投入，使新产品产生了巨大的市场效应，那么为什么他们只能拿从数目上说微不足道的“奖金”，而不能像资金、资源投入一样“按比例分成”呢？
于是，人们认识了一个新名词──“按生产要素分配”。技术作为科研转化市场产品的要素，理所当然地要参与分成。上海医科大学强调给予科研人员的是“合法收益”而不是“奖金”，实际上就确立了科研成果创造者在享受成果利益中应有的地位。
面对百万提成，我们邀请经济学家、科研人员和大学生直抒胸臆，道出了对此举的看法。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钱世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一直重视解决“脑体倒挂”的问题，从1991年起对知识分子集中的机关、事业单位，除了每两年按国家规定工资提级一次外，还增加每年一次的“职务工资”。但这种“阳光普照”的做法，不能有效激励有突出贡献的科技精英脱颖而出。
上医大的做法，是上海对知识分子待遇的重大突破。
这次宋后燕教授作为课题组第一负责人，在课题组内分得40％的提成，而不是搞平均主义。这一做法充分肯定了学科带头人的领导作用。
科技投入可作为股份参与分配，这方面我们起步晚了
张道根（上海社会科学院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长期以来，我们虽说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可是，只把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当作一般劳动。创造性劳动是科研人员多年知识和经验积累的总体现，常常需要科研人员个人和家庭长期的投入和牺牲。因此，知识和技术是特殊的生产要素，它创造的效益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劳动。
对高校来说，实行这种分配机制，看似把成果的一部分给了个人，但这可以激励科研人员不断创新，形成实现科研转换的良性循环。从总体上说，校方得的肯定是大头。
过去对科研有功人员的奖励主要是发奖金。可是，奖金只能刺激额外劳动，不能激励创新劳动。而且，个人的知识和才能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可形成稳定的激励机制。这在有些城市早已实施，做法主要是将科技投入作为股份参与分配，我们起步晚了。上海人才多，但有的机制还不活。一旦把知识、技术作为生产要素激活起来，可后发赶超。
“大锅饭”扼杀知识分子的创造潜能，只有转变机制，才能聚集人才
梁海芳（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工程师）：
我得悉上海医科大学的那条消息，最大的感受是来得稍晚了，以致上海有不少科研人才和项目流到了先行这样做的地方。
像我们单位，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医疗器械研究所，但长期以来视科研人员的产品开发为工作时间的职业开发，成果属单位所有，有什么回报都集体分享，从门卫到司机大家摆摆平。这样一来，一个科研项目下达后，大家都不关心。我有一位同事，曾推出“医疗诊断仪”开发项目，因为得不到支持和配合，只得离开本单位。后来，这位同事在市科委支持下搞私营开发，获得成功，房子、汽车都有了。这事让我们留下来的人很感慨：关键是机制在起作用。有了好机制，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就能得到承认，并从经济上得以体现。
科研所一般是国家拨款单位，过去只要提出项目，批准了就给钱，这样的方式还是“大锅饭”，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也就难以调动。只有改变机制，科研所才能聚集人才，聚集项目。
这一做法让人看到搞科研有前途
上海交通大学98届机械系和上海医科大学98级药学二班学生：我们大学生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说，提到科学家，给人印象就是“清贫、高尚”，身怀绝技却不能改变自身生活现状。这使一些很适合搞科研的同学毕业后放弃搞科研，选择经济效益高的单位。上医大的做法，让我们看到搞科研一样有前途。只是，给予研究人员的“合法所得”还是少了。
对同样的消息，一位从四川来的学生反映并没有这样热烈。他说，他们那里早几年就有教授专家在技术专利转让中获利几百万元的。宋后燕等教授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得到的回报才300多万元，不过是正确体现了知识的价值，说不上有什么轰动之处。
还应解放思想，别把技术成果当作本单位的“皮夹子”
蔡敏勇（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主任）：
一些单位领导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到十五大精神上来。他们往往将科研人员的技术成果当作“三产”，当作本单位的“皮夹子”，在利益分成问题上不能正确处理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侵犯科研人员权益的事并不鲜见。所以，上海应有更多的单位能像上海医科大学的领导那样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这样，上海的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将大大推进。
知识经济时代，应按业绩分配
高解春（上医大校产办处长）：
这次校方发给宋后燕等人的是他们在科研成果转让中应该得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奖金。这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它表明科研人员是科技开发主体，理当是科技成果的受益者。
然而，这一新做法，目前还未被人们广泛接受。就是本校教职员工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研究人员利用上班时间搞的科研成果，应该是学校的成果。
学校认为，在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者是“按劳分配”；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应按业绩分配。知识＋信息＝效益。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1999年04月01日第3版)
“奖金”，怎么说呢？那是在工资之外另给你的。科学研究出了成果，一张奖状加上些许奖金，心里虽说高兴，可麻烦也跟着来了：既然是领导“额外”给的，总有点受人恩惠的感觉，心里不踏实，别人也会眼红──活儿是大家干的，凭什么奖你一个人？甚至，没有炊事员做饭你就吃不上、喝不上，还搞什么科研？于是，数目本来就不大的奖金，常常在办公室里就被瓜分了，人人有份。再不，就把钱充公，搞个基金什么的，众人来分享。
现在情况变了。上海医科大学在科研成果转让的收入中，按比例拿出一块给科研人员，并明确指出，这次在工资之外另给的一笔钱，是你自己应得的“合法收益”，并且，几百万元的巨款，四成要归课题组负责人个人。这，真是件石破天惊的事情。
于是，人们开始品味。细细一想，这钱还真拿得合理合法。市场经济不是讲投入和产出吗？一批科研人员十几年如一日忘我工作，拿出来的成果为人民造了大福，为国家创造了巨额财富，这贡献还不应当有所回报吗？既然他们的智力和创造才能的投入，使新产品产生了巨大的市场效应，那么为什么他们只能拿从数目上说微不足道的“奖金”，而不能像资金、资源投入一样“按比例分成”呢？
于是，人们认识了一个新名词──“按生产要素分配”。技术作为科研转化市场产品的要素，理所当然地要参与分成。上海医科大学强调给予科研人员的是“合法收益”而不是“奖金”，实际上就确立了科研成果创造者在享受成果利益中应有的地位。
面对百万提成，我们邀请经济学家、科研人员和大学生直抒胸臆，道出了对此举的看法。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钱世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一直重视解决“脑体倒挂”的问题，从1991年起对知识分子集中的机关、事业单位，除了每两年按国家规定工资提级一次外，还增加每年一次的“职务工资”。但这种“阳光普照”的做法，不能有效激励有突出贡献的科技精英脱颖而出。
上医大的做法，是上海对知识分子待遇的重大突破。
这次宋后燕教授作为课题组第一负责人，在课题组内分得40％的提成，而不是搞平均主义。这一做法充分肯定了学科带头人的领导作用。
科技投入可作为股份参与分配，这方面我们起步晚了
张道根（上海社会科学院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长期以来，我们虽说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可是，只把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当作一般劳动。创造性劳动是科研人员多年知识和经验积累的总体现，常常需要科研人员个人和家庭长期的投入和牺牲。因此，知识和技术是特殊的生产要素，它创造的效益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劳动。
对高校来说，实行这种分配机制，看似把成果的一部分给了个人，但这可以激励科研人员不断创新，形成实现科研转换的良性循环。从总体上说，校方得的肯定是大头。
过去对科研有功人员的奖励主要是发奖金。可是，奖金只能刺激额外劳动，不能激励创新劳动。而且，个人的知识和才能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可形成稳定的激励机制。这在有些城市早已实施，做法主要是将科技投入作为股份参与分配，我们起步晚了。上海人才多，但有的机制还不活。一旦把知识、技术作为生产要素激活起来，可后发赶超。
“大锅饭”扼杀知识分子的创造潜能，只有转变机制，才能聚集人才
梁海芳（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工程师）：
我得悉上海医科大学的那条消息，最大的感受是来得稍晚了，以致上海有不少科研人才和项目流到了先行这样做的地方。
像我们单位，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医疗器械研究所，但长期以来视科研人员的产品开发为工作时间的职业开发，成果属单位所有，有什么回报都集体分享，从门卫到司机大家摆摆平。这样一来，一个科研项目下达后，大家都不关心。我有一位同事，曾推出“医疗诊断仪”开发项目，因为得不到支持和配合，只得离开本单位。后来，这位同事在市科委支持下搞私营开发，获得成功，房子、汽车都有了。这事让我们留下来的人很感慨：关键是机制在起作用。有了好机制，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就能得到承认，并从经济上得以体现。
科研所一般是国家拨款单位，过去只要提出项目，批准了就给钱，这样的方式还是“大锅饭”，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也就难以调动。只有改变机制，科研所才能聚集人才，聚集项目。
这一做法让人看到搞科研有前途
上海交通大学98届机械系和上海医科大学98级药学二班学生：我们大学生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说，提到科学家，给人印象就是“清贫、高尚”，身怀绝技却不能改变自身生活现状。这使一些很适合搞科研的同学毕业后放弃搞科研，选择经济效益高的单位。上医大的做法，让我们看到搞科研一样有前途。只是，给予研究人员的“合法所得”还是少了。
对同样的消息，一位从四川来的学生反映并没有这样热烈。他说，他们那里早几年就有教授专家在技术专利转让中获利几百万元的。宋后燕等教授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得到的回报才300多万元，不过是正确体现了知识的价值，说不上有什么轰动之处。
还应解放思想，别把技术成果当作本单位的“皮夹子”
蔡敏勇（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主任）：
一些单位领导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到十五大精神上来。他们往往将科研人员的技术成果当作“三产”，当作本单位的“皮夹子”，在利益分成问题上不能正确处理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侵犯科研人员权益的事并不鲜见。所以，上海应有更多的单位能像上海医科大学的领导那样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这样，上海的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将大大推进。
知识经济时代，应按业绩分配
高解春（上医大校产办处长）：
这次校方发给宋后燕等人的是他们在科研成果转让中应该得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奖金。这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它表明科研人员是科技开发主体，理当是科技成果的受益者。
然而，这一新做法，目前还未被人们广泛接受。就是本校教职员工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研究人员利用上班时间搞的科研成果，应该是学校的成果。
学校认为，在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者是“按劳分配”；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应按业绩分配。知识＋信息＝效益。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1999年04月01日第3版)
(责编：励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