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行歌曲需要什么？
| 本报记者 娄靖 |
2011年02月08日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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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行歌曲的创作，走过了８０年代初期的茫然阶段，走过了大批年轻歌迷一味崇拜港台歌星的时期，走过了创作者、制作人、歌手抄袭和模仿的过程。今天，流行歌曲的创作、制作和演唱，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连续３年组织的“东方风云榜”的评选和颁奖活动中，广大观众和听众对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和歌手抱以越来越高的热情和期望。音乐界人士从这里看到了希望，也感到了危机，他们在思考：流行歌曲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什么？
从综艺晚会看流行歌曲的危机）
赵安（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文艺部主任）：
我希望流行歌曲能从综艺晚会和相声艺术的发展中吸取教训，重视理论研究和指导。
中央电视台在８０年代初举办了茶座式的综艺春节晚会。这种综合性文艺晚会，具有亲近感和参与性，很快被观众所接受。晚会至１９８４年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创作和推出了一大批节目，很多音乐作品通过这一形式被广为流传。人们把综艺晚会当作欢娱万众的良方，任何一个单位搞宣传，都喜欢组织晚会，以为是最好的宣传形式。侯宝林先生曾在相声繁荣时期说过语重心长的话：“相声如此发展，没有理论指导，离衰弱就不远了。”同样，综艺晚会由于缺少理论研究和指导，没有突破和发展，随着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观众兴奋感和期待感很快又转变为不满足和失望。
流行歌曲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从群众对流行歌曲的热情中看到中国创作歌曲的希望。可是，如果老是停留在非专业的创作、演唱、评论的水平，满足于包装推出歌星，而没有对创作歌曲有指导价值的理论研究，就会面临和晚会、相声一样的前景。
拿自己的东西和世界对话
何训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他创作的歌曲《阿姐鼓》，成为中国第一张在全球同步发行的音乐制品）：
因为《阿姐鼓》的发行，我们应世界各国的邀请，与全球４００多家新闻媒体作了对话。《时代》周刊、《泰晤士报》等世界各大报刊对《阿姐鼓》作出热烈反响，称《阿》的出现“逆转了世界单一文化流”，“承载着正在来临的新世纪的世界音乐所面临的革命”。在这些评论中，看得出西方对自身文化的反省，和对新的文化流的企盼。这也预示着东西方音乐文化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已经到来。而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对话、拿什么去对话。光拿老祖宗的东西，使人脸红；拿洋人的东西，又构不成对话。其实，对话无非是把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呈现出来。
新世纪就要来临了，我们这个充满智慧的民族，应该唱出自己嘹亮的歌声。
唱片业新格局带来希望
金兆钧（《人民音乐》记者）：
建设一个健康有序的音乐市场现在不但必要，而且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主要表现在：一、由于著作权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由于政府正在逐年加大对盗版行为的打击，盗版现象虽然猖獗，但确实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控制；二、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高档视听设备的日益普及，正版软件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三、音乐制作界越来越意识到音乐制品在争取市场份额上的重要性，音乐制作的技术质量正在大幅度提高。
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唱片业在过去的两年间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它表现在：制作公司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小，改变了前几年贪大求全的臃肿结构；而发行公司迅速地向集团化、垄断化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上海三大唱片公司已经越来越多地占有了全国范围内的市场份额。
在这种条件下，大发行公司已经意识到培养和支持本土音乐制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付诸行动，形成了大发行公司在资金投入和促销宣传上对小制作公司予以支持，制作公司相对集中精力于音乐制作本身这样一个良性的合作模式。可以预料，这样的模式适合目前的中国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可解决唱片业以往在内部资源配置、资金配置和市场配置上多方脱节的弊病，有利于规范运作、协调发展。在这种模式形成后，唱片业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市场失控的局面，逐渐获得完整的市场支配能力。
呼唤真正的音乐评论
周瑞康（上海有线音乐台总监）：
在我国流行歌坛走向繁荣的过程中，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体的主持人、编辑、记者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是通过他们创造性的工作，才使千千万万的歌迷开始对我们自己的歌曲、歌手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支持。东方电台“群星耀东方”———第三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颁奖演唱会的盛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传播毕竟是传播，不能替代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评论。而目前中国歌坛的发展，恰恰需要对“音乐”这一艺术本体进行更多科学分析和理性研究，从而产生出真正能够对流行音乐的创作起指导作用的评论和理论。流行歌坛的发展需要一支既有较深厚的音乐理论基础，又能理解绝大多数歌迷的欣赏、审美要求，同时又具有广博的人文科学知识的“乐评人”队伍。这支队伍应是与媒体记者、主持人分工不同的同盟军，他们更多承担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工作，而是建立一种不脱离音乐本身、实事求是、科学理性的“评论”和“理论”体系，他们能真正地从理论上总结实践、指导实践。而目前，这样的“乐评”和“乐评人”实在是太少了。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1996年4月4日
从综艺晚会看流行歌曲的危机）
赵安（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文艺部主任）：
我希望流行歌曲能从综艺晚会和相声艺术的发展中吸取教训，重视理论研究和指导。
中央电视台在８０年代初举办了茶座式的综艺春节晚会。这种综合性文艺晚会，具有亲近感和参与性，很快被观众所接受。晚会至１９８４年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创作和推出了一大批节目，很多音乐作品通过这一形式被广为流传。人们把综艺晚会当作欢娱万众的良方，任何一个单位搞宣传，都喜欢组织晚会，以为是最好的宣传形式。侯宝林先生曾在相声繁荣时期说过语重心长的话：“相声如此发展，没有理论指导，离衰弱就不远了。”同样，综艺晚会由于缺少理论研究和指导，没有突破和发展，随着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观众兴奋感和期待感很快又转变为不满足和失望。
流行歌曲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从群众对流行歌曲的热情中看到中国创作歌曲的希望。可是，如果老是停留在非专业的创作、演唱、评论的水平，满足于包装推出歌星，而没有对创作歌曲有指导价值的理论研究，就会面临和晚会、相声一样的前景。
拿自己的东西和世界对话
何训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他创作的歌曲《阿姐鼓》，成为中国第一张在全球同步发行的音乐制品）：
因为《阿姐鼓》的发行，我们应世界各国的邀请，与全球４００多家新闻媒体作了对话。《时代》周刊、《泰晤士报》等世界各大报刊对《阿姐鼓》作出热烈反响，称《阿》的出现“逆转了世界单一文化流”，“承载着正在来临的新世纪的世界音乐所面临的革命”。在这些评论中，看得出西方对自身文化的反省，和对新的文化流的企盼。这也预示着东西方音乐文化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已经到来。而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对话、拿什么去对话。光拿老祖宗的东西，使人脸红；拿洋人的东西，又构不成对话。其实，对话无非是把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呈现出来。
新世纪就要来临了，我们这个充满智慧的民族，应该唱出自己嘹亮的歌声。
唱片业新格局带来希望
金兆钧（《人民音乐》记者）：
建设一个健康有序的音乐市场现在不但必要，而且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主要表现在：一、由于著作权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由于政府正在逐年加大对盗版行为的打击，盗版现象虽然猖獗，但确实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控制；二、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高档视听设备的日益普及，正版软件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三、音乐制作界越来越意识到音乐制品在争取市场份额上的重要性，音乐制作的技术质量正在大幅度提高。
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唱片业在过去的两年间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它表现在：制作公司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小，改变了前几年贪大求全的臃肿结构；而发行公司迅速地向集团化、垄断化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上海三大唱片公司已经越来越多地占有了全国范围内的市场份额。
在这种条件下，大发行公司已经意识到培养和支持本土音乐制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付诸行动，形成了大发行公司在资金投入和促销宣传上对小制作公司予以支持，制作公司相对集中精力于音乐制作本身这样一个良性的合作模式。可以预料，这样的模式适合目前的中国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可解决唱片业以往在内部资源配置、资金配置和市场配置上多方脱节的弊病，有利于规范运作、协调发展。在这种模式形成后，唱片业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市场失控的局面，逐渐获得完整的市场支配能力。
呼唤真正的音乐评论
周瑞康（上海有线音乐台总监）：
在我国流行歌坛走向繁荣的过程中，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体的主持人、编辑、记者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是通过他们创造性的工作，才使千千万万的歌迷开始对我们自己的歌曲、歌手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支持。东方电台“群星耀东方”———第三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颁奖演唱会的盛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传播毕竟是传播，不能替代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评论。而目前中国歌坛的发展，恰恰需要对“音乐”这一艺术本体进行更多科学分析和理性研究，从而产生出真正能够对流行音乐的创作起指导作用的评论和理论。流行歌坛的发展需要一支既有较深厚的音乐理论基础，又能理解绝大多数歌迷的欣赏、审美要求，同时又具有广博的人文科学知识的“乐评人”队伍。这支队伍应是与媒体记者、主持人分工不同的同盟军，他们更多承担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工作，而是建立一种不脱离音乐本身、实事求是、科学理性的“评论”和“理论”体系，他们能真正地从理论上总结实践、指导实践。而目前，这样的“乐评”和“乐评人”实在是太少了。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1996年4月4日
(责编：励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