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東︱走近科學大咖⑫密碼學家赫爾曼:從給數據上鎖到給和平開鎖,一位圖靈獎得主的半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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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幫我擰開瓶蓋嗎?我年紀越來越大了,以前我可是很強壯的。”
81歲的馬丁·赫爾曼來中國前兩周遭遇車禍,背部受傷,妻子勸他不要遠行,但他還是來到了上海臨港,出席2026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
支撐他此行的,是一種持續多年的緊迫感。“人類創造的力量,是否已經超過了人類管住它的能力?”在赫爾曼看來,科技已經賦予人類近乎神明的物質力量,人類處理沖突的方式卻仍不夠成熟。核武器、人工智能等威脅,正把各國推向一個必須重新學習合作的關鍵時刻。
半個世紀前,這位因公鑰密碼學獲得圖靈獎的科學家,參與解決了陌生人如何在不安全的信道上建立安全通信的問題。如今,他關心的是另一個問題:彼此戒備的人,怎樣開始真正的溝通?
他希望,科學家之間的見面,能進一步改變現實。

馬丁·赫爾曼。馬作鵬攝
呼喚全球攜手合作,“我希望科學能夠延續下去”
論壇期間,赫爾曼在臨港少年宮向中小學生做講座,傳遞科學家精神。
他對科學家也有同樣的期待。“如果僅僅是一場普通的科學研討會,那我並不感興趣。”他關注的是,交流能否幫助改善國與國的關系。2018年第一次受邀參加頂科論壇時,赫爾曼曾問參與者:“這樣的聚會能夠為國際合作做些什麼?”
他說:“我們面臨巨大的威脅,也擁有巨大的機會。這個機會,就是建立一個更加合作的世界。但我們不能一下子跳到那裡,必須弄清楚怎樣才能走到那裡。”他希望與全球科學家的每一次碰面,能幫助自己思考一個具體的問題——怎樣讓國家之間的對抗,轉向更多合作與“友好競爭”。
有趣的是,他在獲得圖靈獎后,才知道獎項還附帶100萬美元獎金。他和妻子很快決定,把自己那份獎金投入推動更和平、更可持續世界的事業,甚至額外投入更多。他覺得,這個獎更實際的意義,是賦予他公信力——讓他有機會站到頂科論壇這樣的場合,繼續為和平合作發聲。
“一個箱子,兩把鎖”,叩問人類生存命題
“一個箱子,兩把鎖。”赫爾曼常用這個比喻解釋密鑰交換的原理。
1976年,赫爾曼與搭檔提出公鑰密碼體系,為互聯網打造了一把“數字鎖”。如今,全球數十億人的網上支付和加密郵件,都依賴這把“數字鎖”。2015年,他因此與合作者惠特菲爾德·迪菲共同獲得計算機領域最高榮譽——圖靈獎。
赫爾曼描述了一個場景:我們要在一個沙盒裡傳遞信息。首先在箱子上加一把鎖,但不能把開鎖密碼告訴對方,因為傳遞箱子的第三方也會知道。於是他用“雙鎖”妙招:將箱子的鎖孔設置成兩個孔位。發出時上一把鎖,傳回時再上一把鎖,發出方解開鎖再傳回去,不影響對方打開箱子,並且阻隔第三方的窺視。
他補充道,這個比喻的關鍵,是兩把鎖的打開、閉合順序可以“交換”。1976年他們提出的,正是一個具有交換律的“單向函數”——今天多稱“迪菲-赫爾曼-默克爾密鑰交換”。它在系統裡自動、透明地集成運行,人們甚至意識不到自己正在使用它。
功成名就之際,他放下算法,轉而計算人類文明毀於核戰爭的概率並奔走世界各地警告:“文明的‘末日鐘’正逼近午夜。”
隨著他從信息安全轉向國際安全,赫爾曼把工程領域的風險分析方法引入其中,用概率模型推算核戰略后果,最終得出結論:“若不從根本上改變方向,以當前軌跡,摧毀地球生命在數學上是必然的。”
赫爾曼將這段研究和轉型的經歷稱為“愚蠢的智慧”。“如果你們想做某件看起來很瘋狂、且所有人都覺得瘋狂的事,那這很可能反而值得一試。”當所有同事都認為他瘋了時,他反而從中看到了希望,許多卓越創見,在最終顯現成效之前,往往看起來都很“愚蠢”。
他直言,在他接觸過的諾貝爾獎得主中,不少人在起步階段都被人視為“瘋子”。

馬丁·赫爾曼正在接受採訪。馬作鵬攝
“保持好奇,而非憤怒”:從婚姻讀懂溝通的力量
“我是怎樣從數據安全轉向國際安全的?那個中間站,其實是婚姻安全。”赫爾曼說。
科學研究中堅持自己的判斷,曾幫助赫爾曼走出一條人跡罕至的成功之路﹔但在婚姻裡,他逐漸發現,自己確信無疑的判斷,可能使他難以真正理解另一個人。1967年,他與多蘿西結婚時曾熱烈相愛。后來,兩人的關系卻走向困境。
過去,當妻子做出一些在他看來很“瘋狂”的行為時,赫爾曼會認為她不可理喻,這樣的態度激起她更強烈的反應,又強化了他的判斷:看,她確實不可理喻。爭執就這樣在各執一詞的怪圈中延續。
在挽救婚姻的道路上,兩人嘗試改變相處方式。他們合著了一本同時討論家庭關系與世界和平的書——《關系的新地圖:創造家庭真愛與世界和諧》。他們把一條重要經驗概括為:“保持好奇,而非憤怒。”
如今,當多蘿西做出讓赫爾曼難以理解的事,他會先放下情緒,主動詢問並認真傾聽妻子的解釋。經過溝通,他發現有些事情只是從他的角度看起來很瘋狂,而從她的角度看並非如此。
這樣的思想轉變,源於他願意暫時放下固執己見,為自己尚未理解的想法留出空間。

馬丁·赫爾曼與妻子多蘿西合著的《關系的新地圖:創造家庭真愛與世界和諧》英文版封面。來源:斯坦福大學電氣工程系網站
超越身份隔閡,我們首先都是人類
人類仍深陷“零和博弈”舊思維,若想生存,必須轉向一種新思維:不應先以國籍或宗教信仰身份定義彼此,“我們首先且最根本的身份是人類。”赫爾曼說。
“和婚姻一樣,國際關系中也存在固執己見。”赫爾曼說。因此,“保持好奇,而非憤怒”成為他談論國家關系時反復回到的原則。“情緒激動時,需要格外謹慎。無論處理人際關系還是國際關系,都應如此。”
轉變也發生在婚姻之外。赫爾曼早年曾因專利糾紛與幾位麻省理工學院的同行產生了司法糾紛。后來,他重新審視自己的情緒,試著從對方立場理解爭執。“心懷怨恨與我追求更具道德感的目標背道而馳。”因此,他主動聯系當年的同事,化干戈為玉帛,成了朋友。
“原來,敵人是可能成為朋友的。”這些經歷使他反復思考,人際關系中的敵意,究竟有多少來自實際分歧,又有多少在相互戒備、相互爭執中被不斷放大?進一步地,國際關系中的沖突與對抗,是否也能從中思考和找尋答案?
他援引《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明的較量。”他越來越關心,怎樣讓人們在分歧仍然存在時,找到繼續交談與合作的辦法。
赫爾曼坦言,從個人理解走到國家合作,還有許多具體困難。但對手能否改變、自己能否先做些什麼,這些問題值得繼續追問。一次交談當然未必消除分歧,在赫爾曼看來,第一步是繼續提問,“多問一些問題”,弄清楚彼此的擔憂和共同面對的問題。
這是他堅持來到中國的原因。“我希望弄清楚的是:大國之間如何能有更多的友好合作,而不是敵對競爭。解決共同的問題,拯救這個世界。”赫爾曼說。
鍛煉“道德肌肉”,追趕科技飛馳的腳步
他研究核風險已經45年。
他常提醒:今天出生的孩子,僅因核戰爭威脅,能否安享天年,概率甚至不到一半﹔若再加上人工智能、氣候變化等威脅,“情況就變得極其可怕”。
回望此生,赫爾曼自述他的研究從數據安全到國際安全,探索從未停止,同時他在道德層面的反思與實踐也在不斷延續。
1981年,觀看紀錄片《復核之后》后,他以開放的心態重新審視了一樁舊事:此前他曾公開指出數據加密標准(DES)的密鑰長度不足。當時的他陷入兩難,一方面,美國國家安全局聲稱公開此事將給國家帶來災難﹔另一方面,他已預見到一場即將到來的計算機通信革命。如果保持沉默,人們的機密信息就可能暴露在窺探的目光之下。
公開指出不足,最終被証明是理性的決定。但紀錄片促使他反思的,是自己做決定時的道德自欺。他意識到自己像“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們一樣,沒有先思考什麼是合乎道德的,而是先確定了自己想做的事,再為這一行為編造出一套“合理”的借口。
從那時起,他發誓絕不再自欺欺人,並開始在日常生活中踐行道德決策。他認為:“我們是多麼幸運,生活不斷為我們提供鍛煉‘道德肌肉’的機會。我們隻需將這些時刻視為機遇,而不是陷入憤怒,或做出既不道德又毫無成效的舉動。”
他也持續思考人類道德倫理的演進,並在論壇上指出科技力量與道德發展之間的鴻溝,“人類就像一個剛拿到駕照的十六歲少年,不知怎麼弄到了一輛500匹馬力的跑車。我們要麼加速道德進化,要麼自取滅亡。”
採訪結束,赫爾曼起身與我們一一握手道別。
花白的頭發在燈光下格外醒目,他由人攙扶著,緩步離開。半個世紀前,他用公鑰讓陌生人在不安全的信道上建立信任﹔如今,81歲的他來到中國,嘗試以自己為鑰匙,打開全球交流與合作的大門。
他說:“我無法指出自己消除了哪一枚核武器,也無法指出自己阻止了哪一場戰爭。但因為不再和妻子爭吵,我每天的生活都變得更好了。”
統籌:吳焰 李泓冰 伍靜
記者:馬作鵬
實習生:張寧潔 楊琳 周芷瑩
出品:大江東-復旦融媒體創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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