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無懼大都市高成本，紛紛在滬新建擴建工廠，看中的是持續創造新價值的能力

“未來工廠”選上海 算對了哪些“賬”

■首次建立一種生產能力時，企業需要集中力量解決各種未知問題。上海最適合做這件難事

■上海政府追求“無事不擾，有求必應”，正是企業想要的

■制造業外資的區位選擇，正從“要素成本最小化”轉向“綜合價值最大化”。選擇上海，是跨國公司競爭方式變化的直接結果

一家中國車企的新能源新車上市，急需追加數萬條輪胎。客戶原本預計10天左右拿貨，但米其林上海工廠從接單到輪胎出廠，隻用了4天。這一速度，讓中國車企都感到驚訝。

在人們印象中，類似輪胎這樣的制造業項目很難放在上海。但米其林的“白玉蘭項目”就落在上海，今年1月項目首條輪胎順利下線。聖戈班汽車玻璃把一條總投資2.2億元的鍍膜生產線放在閔行，開利投資逾1億元的風冷機組產線今年在寶山啟用。放眼全市，特斯拉儲能超級工廠去年投產，投資約146億元的雷克薩斯純電動汽車及電池項目完成主體工程，羅氏、巴斯夫也在浦東新建、擴建工廠。

土地金貴、人工等各類成本都不低，跨國公司還持續在上海建新工廠、加新產線，這筆賬是怎麼算通的？客戶的需求變了、制造的任務變了，企業衡量一座城市的標准也在改變。

新工廠算的是“時間賬”

把新工廠建在上海，先得說服米其林集團。

作為米其林集團高端輪胎產能布局的戰略投資項目，其選址從全球聚焦到亞洲，再聚焦到中國。但即便落在中國，也有眾多選擇。2022年，全球及本地400多位專家參與討論，歷時18個月，集團最終拍板：放在上海。

這也成為米其林在全球唯一一個位於國際一線大都市的輪胎工廠，也是企業首個、目前唯一的“未來工廠”。目前項目已投產，將新增100萬條輪胎的年產能，預計年底達產，屆時上海工廠年產能將提升至950萬條。

在高成本的大都市建設新產能，靠什麼保持產品競爭力？

上海米其林輪胎有限公司總經理朱海燕的回答是“人和科技的結合”。新項目採用全自動生產線和全自動物流，勞動生產率更高﹔新增產能聚焦18—24寸高性能大尺寸輪胎，約70%產能服務新能源汽車。設備之外，能把精細流程落到每個環節的團隊也是關鍵。工廠約100名管理者中，有38人是從一線操作崗位成長起來的。

更重要的是柔性生產能力。工廠可生產約360個規格，最小批量可做到100條﹔換型時間從“以小時計”縮短到“以分鐘計”，常規訂單交付周期從10天壓縮到5天。

輪胎是流程型制造，需要維持一定批量，否則換型會產生很大浪費。輪胎廠向來不愛做小批量，行業裡一個批次常常是1000條或3000條輪胎，但新能源車企偏偏需要小批量。

“要快、要靈活、還要好，同時成本還要可控。”朱海燕這樣概括客戶的要求。車企的新車上市速度快、調整車型速度快、新技術應用快，供應商就得跟上﹔零售商則希望備更多規格，但不願庫存太多，輪胎工廠也要接得住訂單。

於是，米其林工廠的競爭力延伸到了客戶的賬本上：交付更快，整車廠可以少囤幾周甚至一個月的輪胎，節省庫存佔用和資金成本﹔ 下轉 3版（上接第1版）批量更小，零售商就能以更低庫存提供更多品種。

在制造成本之外，還有等待的成本、庫存的成本、錯失市場窗口的成本。貼近上海及長三角的整車企業，工廠才能把客戶多變的要求迅速變成可交付的產品，這也是上海勝出的因素。

朱海燕說，集團評價一座工廠，不隻比較哪家成本最低，更看它為客戶和集團創造的綜合價值。中國歐盟商會最新調查也顯示，75%的受訪企業認為其在華生產效率高於在世界其他地區。當競爭從“誰更便宜”轉向“誰更快、更穩、更靈活”，高成本大都市的工廠賬就有了新的算法。

綠色能力也在變成訂單門檻。朱海燕說，越來越多車企把碳足跡、清潔能源使用比例納入供應商評估，沒有這些能力就拿不到客戶。位於閔行開發區的米其林上海工廠加大綠色投入，多年前就全面使用綠電，今年更獲評上海市環境績效A級。

新產線算的是“能力賬”

第一條先進光學隔熱節能鍍膜生產線，是放在山東青島、廣東梅州，還是上海？聖戈班汽車玻璃亞洲區總裁甘奈告訴記者：上海是最佳選擇，項目已經啟動建設。

新能源汽車玻璃面積更大，隔熱鍍膜玻璃需求大增。這一趨勢或將持續5到10年，聖戈班汽車玻璃決定在中國建立自己的鍍膜生產能力，以提升產品競爭力。

論土地、人工和電力等硬成本，上海都不佔優。讓上海勝出的，是“第一條線”的特殊性。這項工藝對企業而言是全新的，從設計、採購到安裝、調試、投產和維護，各團隊必須緊密配合。“放在上海，我每天早上都能到現場，工業總監和整個管理團隊也都能全力支持。”甘奈說，客戶集中在上海及華東，當然也是重要因素。

上海工廠是聖戈班移動出行板塊全球僅有的三家“超級工廠”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擁有研發團隊的一家。去年，汽車玻璃研發人員從聖戈班在滬綜合性研發中心搬進閔行工廠，服務整個亞洲區。“過去一兩周才見一次，如今每天都能見面。”

樣品與量產之間，隔著工藝、良品率和穩定性。無論是新產品的量產，還是新產線的建設，都需要反復調試。而研發與制造的距離，直接影響解決問題的效率。

“研發團隊要判斷新材料是否可行，技術團隊則要解決怎樣真正造出來，把一個樣品變成成千上萬件產品。”甘奈認為，首次建立一種生產能力時，企業需要集中力量解決各種未知問題。上海最適合做這件難事。

聖戈班汽車玻璃業務總監兼梅州工廠總經理劉楊舉例，一款德國品牌高端車型的分區調光星空頂，夾層結構有13層，普通汽車玻璃可能隻有3層。在相似的厚度裡集成更多功能，良品率爬坡難度陡增。

劉楊算過一筆賬：某個產品在外地可能要6個月的開發時間，借助上海的技術和人才，可能3個月就能完成。這讓他感到，復雜產品首次量產，與成熟產品規模化復制，對一座城市的要求並不相同。

甚至，附加值也會改變成本的佔比。甘奈說，打個比方，普通擋風玻璃售價三四百元，鍍膜擋風玻璃可達1000元。若人工成本同為30元，其佔比就從接近10%降到3%。

一座率先摸透新工藝的工廠，價值遠超自身產量。聖戈班在青島、梅州的工廠，都是從上海派出的團隊建起來的，劉楊本人就是從上海赴梅州建廠的。在管理學上，這類向其他基地輸出工藝、人才和管理方式的工廠，被稱為“主導工廠”。

這正是“第一條線”的啟示。城市的制造優勢，不能隻看成本，而要放到具體任務中衡量。“把制造難度較大的產品先在上海做出來、摸透工藝，再在其他基地復制。”劉楊這樣解釋上海的定位。

有研究發現，東部城市群的外資正呈現“轉移與深耕並存”：轉出的多是低端產能，高技術制造和研發型外資則在加速集聚。上海能否將人才、工程經驗、協作效率轉化為產品力，是跨國公司反復權衡的關鍵。

新投資算的是“協同賬”

空調還是空調，但客戶的要求已經變了。

開利對此的感受很直接。過去，暖通空調更多服務城市化和樓宇建設，為人提供舒適環境﹔如今，數據中心以及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等產業領域，對溫濕度控制、能效和可靠性提出更高要求。對開利來說，來自數據中心以及高端制造的業務佔比達到70%。僅今年二季度，開利全球數據中心業務訂單增長超過300%。

需求變了，投入也隨之改變。今年1月，開利“鳳凰項目”風冷機組產線和測試實驗室在寶山啟用，首台機組同步下線。在企業看來，選擇這裡，是市場需求、制造基礎與研發協同共同作用的結果。

輪胎、玻璃、空調，都是人們熟悉的產品，但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新產業提出的新需求，正在改變它們的技術含量和制造方式。觀察一筆新投資，除了看它進入哪個行業，還要看它服務什麼新需求、增加什麼新能力。

多年積累的工業基礎，也能讓新投資產生更多效益。

建設化工工程泵工廠前，德國泵與閥門制造企業凱士比曾考察南通、常州、重慶、西安等地，最終將這筆1.5億元的投資落在閔行的老廠區。這是凱士比全球第一座專業化工泵工廠，原本散落在多家工廠的化工泵型號歸集到上海。廠區裡原有一片低矮倉庫，企業把倉儲移到外倉，騰出近1萬平方米建新工廠。

除了上海的營商環境以及人才和產業配套，企業還看中了新老工廠之間的協同。

凱士比北亞區執行總裁賀鈞介紹，廠區內不同泵產品分別服務水務、工業、化工等行業，忙季淡季各不相同。新工廠建成后統籌生產，可以“熨平”淡旺季，減少人員和設備閑置，讓廠區的“空工成本”從約15%降至3%以內。

“存量企業擴產，一般會優先考慮原有園區，因為廠房、土地、團隊、供應鏈都在這裡，追加投資可以攤薄既有成本。”上海地產閔虹集團董事長馮曉明說。閔行開發區約50家規模以上企業中，有17家擁有市級外資研發中心。在他看來，總部、研發和制造一起落地，就像形成一個穩定的三角，這種布局相比單一工廠更不容易遷移。

城市的營商環境，同樣進入企業的成本賬。

建設“白玉蘭項目”時，米其林遇到電力增容難題。根據規定，需要在原有電力設施旁再建一套同等規模的中轉設施。市有關部門會同閔行區、閔行開發區與電力部門反復協商，最終改為升級既有設施：企業少投資約3000萬元，少佔地2000多平方米，建設期縮短約5個月。工廠南側原本要2035年以后才修的道路，也提前到2025年建成。

工廠為客戶省下幾天交付時間，是企業的競爭力﹔政府幫企業省下幾個月建設時間，是城市的競爭力。馮曉明觀察，多數成熟跨國公司不會把不穩定的補貼計入長期利潤，它們更看重透明、高效和可預期。上海政府追求“無事不擾，有求必應”，正是企業想要的。

“跨國公司剛進入中國時，看重的是勞動力便宜、土地便宜﹔現在看重的是在這裡能夠獲得什麼價值。”馮曉明說。制造業外資的區位選擇，正從“要素成本最小化”轉向“綜合價值最大化”。選擇上海，是跨國公司競爭方式變化的直接結果。

而上海爭取的，是最難的那一段：第一條線、最復雜的產品、最快的響應。當這些高難度動作在上海率先做出來、做成熟，后續的研發任務、客戶合作和新增投資，也就更有理由投向上海。

對上海來說，要努力讓高水平的人才、緊密協作和專業服務聚合，共同創造更大價值，把綜合優勢轉化為企業可感知的效率、質量與回報。

高成本城市“長出”新工廠，憑借的正是這種持續創造新價值的能力。

（來源：解放日報 記者 孟群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