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想法很簡單，就盼著國家富強，百姓安穩，我能做一個好醫生。要說有什麼特點，就是喜歡問“為什麼”。

　　小時候，看到五顏六色的花朵，就想，為什麼花有這麼多顏色？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閱讀，提問，思考，很要緊。凡事一定要問為什麼，永遠不放過任何問號。

　　我的祖父王西星很會經商，他走的時候，我父親才10歲。奶奶養大了父親和叔叔，后來也把幾個孫兒孫女帶大。我出生於1924年，家在當時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從小到大接受的是教會學校的法式教育，小學是薩坡賽小學（今上海市黃浦區盧灣一中心小學），然后是震旦大學附屬中學（今上海市向明中學）、震旦大學醫學院（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工作就在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

　　我的家庭遵循中國傳統的教育理念。像我們五兄弟的名字，就是湊成了“仁義禮智信”，我是老二，就叫振義。祖父把他賺的錢捐出很多，去扶助成立中國紅十字會的“萬國董事會”，還資助上海醫療隊去馳援武昌起義，做戰地救護。我父母也願意幫助窮人，他們覺得如果生活過於奢侈，就是浪費。如果我們有浪費行為，他們會問：“你有沒有想到那些沒有房子住的人，有困難的人？”

　　父親一生的願望是培養好家裡8個孩子，讓大家都能夠念大學，為國家做事。我的兄弟都是學理工的，比如五弟王振信，人稱“上海地鐵之父”，對上海地鐵的設計和建設，做了一些貢獻。小時候，在餐桌旁，我爸爸每周都要考較8個孩子的功課，看成績單，好的表揚，不好的就要打手板。我是唯一從來沒被打手板的。

　　我從小就喜歡科學。中學時，主要精力在功課上，也愛看閑書。

　　我的家，我的學校，我的醫院，轉來轉去，都在盧家灣的那一小塊。我的法語是從小學開始學。后來日本侵略者來了，要求學生學日文，我們學校抵制，不學。那時候每天看《申報》，和父母討論日本人殘害中國人，很憤怒。

　　我父親為人比較嚴肅沉默，訓誨子女嚴厲，生活朴素，影響了我的性格。中學的時候戰亂，日本侵略者非常殘暴，大家日子很難過。那時的我，可以說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從法租界出去，通過日本侵略者的關卡，要檢查，要搜身。震旦附中有不少法國來的教員，往往也是天主教徒。他們離開優裕的生活，到當時窮苦的中國來辦教育，在那時的我看來很了不起。我和6個中學同學志趣相投，經常聚會，學英文演講、分享讀書和新的知識，就像一個學習小組。我們都想讓自己變得更好，能夠幫助到別人，想著要做好人，要大公無私。這6個同學對我是非常重要的人。有多重要呢？你看，我的微信名，就叫“Seven John（7個約翰）”！他們現在都走掉了，但還“活”在我的微信上……

　　我和奶奶感情特別好，她是生了傷寒離世的，當時我還小，很傷心，不明白為什麼連名醫也治不好奶奶的病，就立誓要學醫。我父親也希望家中有個孩子學醫。我學的是法語，所以讀“法（國）比（利時）派”的震旦比較方便。讀了醫學院，也不是一來就曉得將來要做什麼科的醫生。后來我主動選擇做內科，自認為動手能力不強，動腦子還是會的。

　　醫學院的功課很重，不過老師都蠻喜歡我的。教生理的和教病理的老師，在班裡隻挑了兩個學生重點培養，我是其中一個。他們用課外時間開小灶，老師專門叫我到病理科去，教我看片子，他自己同時也是醫生，主動加班，來教我一個人。我是年級第一名畢業的。

　　我20歲的時候，喜歡上同學謝競雄，很巧，她家和我家都住高安路，我就說女孩子一個人不安全，每天等她一起上學，放學也等她一起回來，就這麼喜歡了她一輩子。她是做兒科的，我一直叫她“謝醫生”，她一直叫我“王醫生”。

　　新中國成立前，國民黨的腐敗政治，讓人失望透了。我三弟振禮被捕，我為他四處奔走。振禮是我家兄弟裡面最聰明的，他只是喜歡攝影，拍攝了學生運動場景而已。我大哥振仁，新中國成立前就是中共地下黨員，我和我們全家，都是從大哥身上初步認識共產黨的。

　　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的政策很得人心。連我媽媽都當了裡弄干部，記得她拿著喇叭喊話，讓居民注意安全。

　　那時，革命剛剛成功，萬象更新，社會上人和人互相幫助。記得1957年的時候，曾有一個法國天主教代表團來中國訪問，其中有人說：“天主教想做的，現在你們中國做到了！”真是這樣的，上海從一片亂糟糟中，一下子新生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我剛剛從震旦畢業，想盡辦法攻克疑難病症，同時積極參加公益，做了醫院的工會副主席。我是盧灣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后來又做過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

　　當然，我個人和國家一樣，也是遇到過困難的。依靠黨的正確領導，我是個什麼樣的人，都搞清楚了。我曾經以為，我這一輩子，再也做不回醫生了，那我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呢？沒有辦法，我隻會做醫生，隻想救治病人。其實，哪怕是讓我在農村一直做赤腳醫生，也是可以的。

　　算了一下，我這個人，一生大約隻做過四件事。

　　第一件，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到浙江嘉興為解放軍治療血吸虫病。

　　當時為了渡海解放舟山群島，戰士們在太湖練兵，游泳、駕舟，沒想到被湖汊裡的血吸虫“盯”上了，嚴重影響戰斗力。我就去給戰士看病。還好療效不錯，立了三等功回來。

　　第二件，是抗美援朝，我去了東北中朝邊境，為志願軍治病。

　　當時遇到個“怪病”：一大群戰士咳血、頭痛，被診斷為肺結核並伴有結核性的腦膜炎，用藥卻不見效。我問診比較仔細，很多戰士提及經常在河汊、田壟裡捕撈小魚小蝦，戰事緊張，來不及燒熟就急急咽下。我想起《實用內科學》的相關描述，又到顯微鏡下觀察病人的血痰，果然是肺吸虫病——沒煮熟的小龍蝦，體內有大量肺吸虫，對症下藥就好辦了。部隊領導很開心，給我一個二等功。

　　第三件事，是發現了全反式維甲酸能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

　　這個病症很凶險，容易大出血，90%的病人活不過兩周，成了全世界血液醫生最頭痛的血癌亞型。作為一個血液科醫生，年輕的病人眼巴巴看著你，你沒有辦法，他們很快就死掉就被抬走，真的很難受。我很早就研究這個病，看各種最新文獻，到處找藥、找治療方法，失敗很多次，終於發現全反式維甲酸有效。謝醫生退休后到兒童醫院做顧問，看到有個小病人快不行了，就跟我說，你不是一直在做這個藥嗎，能不能救活這個孩子？我說我研究過了，動物實驗也做過，效果不錯，毒性不大。和家長商議后，用了藥，孩子得救了。而且，這個藥不是很貴，用藥也非常容易，口服就可以了，能把“壞細胞”轉化為“好細胞”，能使95%的病人症狀緩解。

　　后來在這個基礎上又增加了三氧化二砷，形成了這種白血病治療的“上海方案”，成了國際醫學界的標准療法。我因此獲得了國際腫瘤學界的最高獎——凱特林獎，當時評獎詞說是“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當年那篇論文是全球百年來引証率最高和最具影響的86篇論文之一。其實，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成就，是團隊共同努力的結果。我沒有申請專利，一是想讓全世界的病人都吃得起，二是想讓病人都快點吃上這個救命藥。當時一盒藥不到10元，一共不到100元，就能治好這個病。

　　第四件事，是“開卷考試”，我來做年輕醫生的“拐杖”。

　　80歲時，我不在臨床一線了。但我讓血液科每周拿出一個真實疑難病例來，對我考一場試，由年輕醫生出卷，我上網查閱文獻資料，反復斟酌，每周四到科室來討論。我在兩天裡從近1萬篇文獻裡找到100篇相關論文，再從中選取二三十篇做成一套幻燈片，和大家分享。這一“考”，就是20多年。年輕醫生臨床科研工作太忙，我替他們泛讀文獻資料，精選給他們，應用於臨床，算是一根老“拐杖”。記錄“開卷考試”的《瑞金醫院血液科疑難病例討論集》，已出版了三冊。

　　“開卷考試”有三個好處：第一，解決病人的問題，至少能前進一步﹔第二，教年輕醫生怎樣找文獻分析問題﹔第三，不斷學習和收集最新信息，讓自己的大腦不老化。所以說，“開卷考試”是我一個很大的享受。

　　要感謝改革開放，讓我們有機會去發現新的東西。大家思想解放了，條件具備了，才有以后很重要的成果。

　　我的優秀弟子很多。其中有三個是院士，但都不是我的功勞，是國家和社會培養的。陳竺就是自己優秀，一考就是第一名﹔陳賽娟是第二名﹔陳國強做了海南醫科大學校長，改革沖在前面。是時代給了他們機會。

　　我們每個人的學術生涯都是一個拋物線。一個人處於科研頂峰的時候，接下來可能會走下坡路。所以當自己在拋物線頂端時就應該退下來，讓賢給下一代更強的人來替代自己。這樣，這根線的頂點就會一直朝上而不會向下滑去，這對整個事業的發展會更有利。所以，當年我很快把血研所所長交棒給了陳竺，因為他能做得比我更好。

　　我在上海生活了100多年了，不過沒有自己的房子，住的這間，是瑞金醫院為我租的，以后要還。

　　我今年102歲了，上天好像把我忘記了，但國家還記得我這個普通醫生。2024年，把很重要的“共和國勛章”頒給我。哎，我最想念的人，是謝醫生。她在我拿到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之前，就過世了，那是2010年。她都沒有看到，只是陪我吃了很多苦。

　　有媒體說我是“中國藥神”，不是的，哪裡有什麼神？再說，“上海方案”也是大家的功勞。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裡面的一個種類，更多的還是不治之症，我著急的啊！只能等年輕人去想辦法了……

　　（李泓冰整理）

　　《 人民日報 》（ 2026年06月22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