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質上是將管人與管錢兩者進行區別和分離。”監護關系解決的是人身照護問題，信托關系解決的是財產管理問題。管錢的人不負責對醫療方案作決定並簽字，管人的人不能隨意動用大額資金。居委會與公証處共同擔任信托監察人，監督財產使用情況，確保每一分錢都用在被監護人身上

■老伯的意願清單事無巨細：首選三甲醫院並明確順序﹔老伴的護理院等級、兒子的醫療開支、日常生活費一一列明。他清醒時，自己發出財產指令﹔失能或離世后，由順位監護人按清單執行。居委會與公証處共同監督。簽完字、蓋完章，所有人心裡都放下了一塊大石頭。老伯激動地說：“我都安排好了，接下來就是好好享受人生。”

去年4月，瑞金二路街道社區干部在“四百大走訪”中發現一個令人揪心的家庭：81歲的張鬆年，妻子長住養老院，兒子患有精神殘疾。這是一個典型的“老養殘”家庭——年邁的父親獨自扛著家庭重擔。

“如果我不在了，他們怎麼辦？”這不是張鬆年一個人的焦慮。在上海，隨著老齡化、少子化程度加深，獨居、孤老、“老養殘”等特殊家庭的監護困境日益凸顯。然而，傳統監護模式多是“事后救濟”——等人倒下了，再去找監護人，往往為時已晚。

黃浦區決定換一種思路。他們花了一年時間為張老伯量身打造方案。“前前后后開了12次會議，每次我們都充滿信心帶著方案去，覺得今天應該能落地了，結果一番討論，又帶回來一堆新難題。”黃浦區民政局副局長王慧娟說。

近期，這份歷經一年打磨的方案終於落地。黃浦區以此為契機，正式發布特殊需要家庭監護安排整體解決方案，以“監護+財產安全保障”的創新模式，為特殊群體編織一張覆蓋全生命周期的守護網。

從試探到信任

張鬆年年過八旬，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但頭腦依舊清醒。他此前經歷了一場嚴重的白肺病，“鬼門關前走了一遭，把命撿回來了”。正是這次病痛經歷，讓他開始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如果將來失智失能，誰來照顧自己、照顧妻子和兒子？

按照現行法律，當一個人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后，其監護人通常由配偶、子女、父母等法定監護人按順序擔任。但對於張鬆年這樣的特殊家庭，這個鏈條已然斷裂——妻子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兒子是精神殘疾人。如果有一天他倒下了，這個家庭將陷入無人能簽字、無人能決策、無人能負責的困境。

瑞金二路街道漁陽裡居民區社區工作者陳杰負責張鬆年所住片區，常去看望他。“老伯和我聊起這事，說找不到人來托付，他信任居委會，甚至說出‘我願意把財產交給政府，你們負責贍養我的妻子和兒子’”。

彼時，張鬆年隻有一個朴素的想法：讓居委會來關照他的身后事。

老人所說的是“公職監護”，黃浦區此前曾辦理過17個類似案例。瑞金二路街道辦事處副主任毛洪波說，公職監護是一種兜底行為——當一個人突然失智失能且無監護人時，居委會或將依法被法院指定履行該職責。

“但這種兜底未必能體現當事人的真實意願，並非最優解。像張鬆年這種情況，並不適合公職監護，更合適的路徑是意定監護。”毛洪波說，傳統監護往往在監護人失能或陷入緊急困境后才啟動，此時被監護人常陷入無人照料、財產管理混亂的困境。而張鬆年的案例屬於可以“事前安頓”。

居委會沒有急於推進，而是通過一次次走訪逐步建立起信任，逐漸深入了解張老伯的訴求和想法。

“老伯有了這個念頭，卻不明白實現的具體路徑。”陳杰說，為了讓老伯了解清楚其中的法律細節，他和社區律師顧問來來回回跑了好幾趟。

去年10月9日，黃浦區民政局召開了一場專題會議，召集了公証、律師、民政、信托等各方力量，一起幫張鬆年拿主意。張鬆年認識了市人大代表、金源方程律師事務所主任金纓。張鬆年非常信任這位長期深耕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律師，當場要了她的聯系方式。

“當時，老伯的眼淚都要掉下來了。”王慧娟回憶，在會上他明確表示要走“監護+信托”這條路，同時希望政府能夠幫助他實現。

確定監護人

為老伯確定意定監護人，是最核心也最棘手的環節。張鬆年身邊沒有直系親屬可以擔任這一角色。他有一位相識多年的朋友王蘭，在他生病期間正是王蘭照顧他，幫他脫離了危險狀態。張鬆年希望讓這位朋友做第一順位監護人，同時把王蘭的兒子列為第二順位。

公証處對兩位監護人進行了背景調查，並建議增加第三、第四順位監護人。

最終，張鬆年的監護方案確立了四級順位：第一順位是王蘭，第二順位是王蘭的兒子，第三順位是社會組織，第四順位是居委會。“這套順位機制的設計，既尊重了張鬆年的個人意願，又為可能出現的情況預留了托底保障，以居委會作為最后一道防線。”

公証在意定監護制度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老伯確立的監護人，我們頒發一張意定監護公証書，這是有法律效力、被社會認可的証書。”盧灣公証處黨支部書記邵暉說。

確立監護人后，大家開始商量意願清單。在意定監護制度中，監護協議確定“誰來做決定”，意願清單則確定“做什麼決定”。張老伯這張意願清單中，最核心的一環是緊急醫療授權，這也是他最關心的事項之一。

張鬆年主動提出，他願意接受創傷性治療，“要盡一切努力先活下來，無論后果如何”。為此，方案專門增設了緊急醫療預囑，並進行了公証。他還明確指定了首選的醫院，列出了醫院的先后順序。“這意味著，一旦他進入緊急狀態，監護人就可以依據他本人明確的意願，選擇最適合的醫療方案。”王慧娟說，這一安排至關重要，“如果沒有家屬或家屬不敢簽字，很可能錯過最佳治療時機”。

除了緊急醫療授權，張鬆年在其老伴和兒子的意願清單裡對各自的護理院等級、兒子的醫療開支標准、日常生活費額度也都一一列明。

瑞金二路街道漁陽裡居民區黨總支書記耿文蕙還提到一個令人動容的細節——“張鬆年要求在支付費用清單中注明，即使他陷入昏迷、失智失能，也不能忘了幫他交黨費”。

特殊需要信托

“張鬆年摳得很細，這件事遠比我們想得復雜。”毛洪波記得，有次會議，所有參與方都來了，都覺得可以簽字落地方案，這時，張鬆年拿出他做的一堆筆記，又否決了方案中的幾條內容。

財產管理是張鬆年面臨的另一敏感問題。他和兒子名下有存款與房產，這關系著他能進入何等標准的養老院、能否獲得優質醫療資源，也關系著妻子和兒子的護理費用能否持續支付，在將監護權給出去的同時如何保障財產安全。

方案組給出的選項之一是信托——引入特殊需要信托，將家庭財產注入信托賬戶，由信托公司按照張鬆年制定的《意願清單》精准支付費用。

盡管張鬆年選擇了信托，但起初他對信托並不了解，直截了當地問：“錢打到你們那裡，你們怎麼管？保不保本？能保証多少收益？”

信托公司給出的答復是：如果選擇做存款類項目的投資，目前收益是1%出頭，雖然安全性很高，但根據監管要求，合同是不能寫明保本的。聽完后，張鬆年心定了，雖然合同上沒法寫明保本，但投資存款類項目，他覺得還是風險可控的。但回去想想后，他覺得還是要給自己加點碼、增加點收益，最終選擇一定比例的低風險理財配置。為了確保張老伯一家能得到持續的有質量的照護，結合他的意願，監護人在信托中可以獲得報酬，監護時間越長，報酬越多。

“這本質上是將管人與管錢兩者進行區別和分離。”上海信托信睿家族管理辦公室總經理劉杰說。監護關系解決的是人身照護問題，信托關系解決的是財產管理問題。管錢的人不負責對醫療方案作決定並簽字，管人的人不能隨意動用大額資金。而居委會與公証處共同擔任信托監察人，監督財產使用情況，確保每一分錢都用在被監護人身上。

開到第九次會議時，張鬆年又提出一個請求：“信托財產如果最后有剩余，我想留給一位朋友。”

這個請求被信托方婉拒了。劉杰解釋：“信托財產具有獨立性，不能作為遺產處置，這是信托與遺囑的根本區別。監管部門在相關法律法規中也做了約定，信托的受益人須是委托人的親屬。”

當信托公司帶著厚厚的合同材料上門時，居委會先犯了愁。“我們翻起來都覺得吃力，更別說張老伯了。”耿文蕙說。於是，信托公司迅速進行服務優化：大幅簡化專業術語，將原本90多頁的合同壓縮到了50多頁。考慮到老伯是地道上海人，信托公司還專門安排了一位講上海話的客戶經理上門對接。

即便如此，張鬆年依然堅持要去信托公司實地看看，最終心才定了。

加了一把鎖

在張鬆年的方案中，居委會扮演了兩個關鍵角色：第四順位指令權人和信托監察人。

這意味著，當前三順位無法履職時，居委會將托底監護﹔同時，居委會與公証處共同擔任信托監察人。“這就給了老伯一個信號——有這個身份在，我們居委會就不會放棄。”耿文蕙說。

今年3月24日，第12次會議召開。張鬆年、各順位監護人、民政局、街道、居委會、公証處、律所、信托公司代表坐滿了會議室。

老伯的意願清單事無巨細：首選三甲醫院並明確順序﹔老伴的護理院等級、兒子的醫療開支、日常生活費一一列明。他清醒時，自己發出財產指令﹔失能或離世后，由順位監護人按清單執行。居委會與公証處共同監督。

簽完字、蓋完章，所有人心裡都放下了一塊大石頭。張鬆年激動地說：“我都安排好了，接下來就是好好享受人生。”

從張老伯的個案出發，黃浦區已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監護實踐路徑。該區發布“三庫一圖”體系，包括政策庫、文書庫、資源庫和流程圖，將為更多特殊家庭提供標准化支持。4月13日，黃浦區瑞金二路街道正式設立監護咨詢點，安排專業人員為市民解答監護規劃中的疑問，咨詢點開放后，除了本轄區居民，還有從其他區趕來咨詢的市民。

方案的落地，離不開法院、街道、居委、公証處、信托公司、律所等多方協同聯動。法院開通行為能力鑒定綠色通道，律所推動方案形成，公証處以國家公信力鎖定文書效力，居委會則成為特殊家庭的“身邊守護者”。

這一模式不僅解決了張鬆年的難題，也適用於“老養殘”、孤老、獨居等群體，覆蓋全生命周期監護需求。“我們希望通過這套體系，讓特殊需要家庭的監護安排從‘個案定制’走向‘普惠服務’，讓更多人能提前規劃，消除后顧之憂。”王慧娟說。（文中張鬆年、王蘭為化名）

（來源：解放日報 記者 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