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2026年度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的舉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再次成為熱門話題。從大量數據的披露，到各類案例的涌現，越來越多人感受到一體化發展給滬蘇浙皖三省一市帶來的積極變化。

　　這些變化中，哪些最值得關注？近年來“杭州六小龍”“廣德三件套”等發展新現象與長三角一體化有關系嗎？還有哪些難題在制約這片區域的發展？帶著這些問題，大江東工作室邀請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上海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張忠偉，共同就相關話題展開探討。

　　【觀察嘉賓】

　　張軍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張忠偉 上海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常務副主任

　　一問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之后，這是第八年的主要領導座談會。八年來，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取得了許多成果，哪些最有代表性？

　　張忠偉：這幾年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了三個關鍵詞上：壓艙石、動力源、試驗田。

　　壓艙石，意味著要能挑大梁，能為全國高質量發展做貢獻。長三角經濟總量佔全國GDP的比重，從2018年的24.2%上升至2025年的24.9%。佔比持續上升，體現出長三角經濟增長在引領帶動全國發展，這就是“壓艙石”應該起到的作用。

　　動力源，也就是“引擎”。長三角的“引擎”作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科技創新策源和世界級產業集群建設上。目前，長三角幾大先導產業發展迅速，集成電路產業規模全國佔比五分之三，生物醫藥產業規模全國佔比三分之一，人工智能產業規模全國佔比三分之一，新能源汽車總產量全國佔比超過三分之一。此外，獨角獸企業佔全國的40%，科創板上市企業佔全國的48%。這些都體現了長三角的動力源作用。

　　試驗田，最具代表性的是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示范區累計已經形成161項制度創新成果，61項制度創新經驗面向全國復制推廣。特別是“規劃一張圖、環保一把尺、市場一體化、項目一個庫”等制度經驗，在全國多地進行了推廣，對推動省際毗鄰地區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長三角的常住人口在持續增長，2025年，三省一市常住人口總量是2.37億，2018年是2.25億，七年的時間人口增加了1250多萬人，這背后反映的就是長三角這個區域的活力和吸引力。

　　二問

　　近兩年，長三角地區出現了很多發展新現象。比如科創領域的“杭州六小龍”“上海GPU四小龍”，文商旅體展方面“蘇超”“廣德三件套”等等，這些現象的出現，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有關系嗎？

　　張忠偉：有必然相關性。

　　就拿“廣德三件套”來說。廣德是安徽的一座縣城，過去沒有太大的名氣。2024年底滬蘇湖高鐵開通，上海到廣德的時間從過去開車3小時左右縮短到坐高鐵1個多小時，上海與安徽正在合力打造長三角（廣德）康養基地，也擴大了廣德在上海的知名度，加上長三角媒體的廣泛報道，這個縣城一下就成為了“網紅”。

　　隨著長三角地區基礎設施的進一步完善，人員往來進一步暢通，可以想見，會有越來越多的“廣德”出現。

　　科創領域方面，長三角厚實的科教資源、世界級的產業集群，是上海、杭州等地科創明星企業不斷涌現的基礎。上海的三大先導產業，杭州的數字經濟，彼此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賦能、相互促進。人才、資金、產業鏈、生態圈，隨著這些必備條件的厚度越來越高，會產生越來越多的“四小龍”“六小龍”。

　　這些現象背后，是“四個統籌”：統籌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統籌龍頭帶動和各揚所長，統籌硬件聯通和機制協同，統籌生態環保和經濟發展。事實証明，這既是方法指引，也是實踐路徑。

　　三問

　　當前，不少地方都在爭相布局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高科技產業新賽道，這會不會帶來“內卷式”競爭？

　　張軍：新興產業剛布局時，各地都會很關心資源、人才、企業流向，競爭激烈，並不奇怪，新能源汽車當年也是這樣，大家都想上。

　　但要動態地看。一個行業早期，地方政府可能會表現得比較積極，甚至有保護本地資源的沖動。等行業進入正常發展階段，賽道擁擠，內卷出現，地方政府會發現這反而是負擔。市場會慢慢篩選，地方也會逐漸接受產業分工。

　　所以，競爭本身不是問題。長三角的活力，本來就來自城市之間的競爭。關鍵是不要把早期搶資源的行為固化成長期壁壘。真正有效的競爭，是各地在市場選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所有城市都重復布局同樣的賽道。

　　四問

　　接下來的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還有哪些難題亟待突破和解決？

　　張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的工程師周末到蘇南鄉鎮企業去，實際上已經在推動區域產業聯系。長三角可以說是天然的一體化區域。

　　中國整體上已經是一個統一大市場，南水北調、西電東送、東數西算……這在歐盟、美國、印度，很難做到。但市場高度流動之后，行政邊界仍然會在一些地方影響效率。長三角一體化要解決的，是進一步減少行政邊界對市場效率的影響，是把地方政府因為財政、考核、屬地責任形成的保護性行為進一步消解掉。

　　從示范區的實踐看，這些年解決了很多問題，比如斷頭路、跨界水治理、政務跨省通辦等等，背后其實都是“權、責、利”的問題。

　　為什麼會有斷頭路？因為一個地方不願意花錢把路修到另一個地方去，自己出錢，收益卻可能被別人分享。太湖治理也是一樣，水是流動的，大家共享，但治理成本誰來承擔？上海孵化的企業到江蘇建廠，稅收怎麼分享，地方一開始不一定想得通。

　　所以，一體化越往深處走，就是進一步把“權、責、利”界定清楚。誰投入、誰受益、誰負責，要形成可協商、可執行的規則。前期這些機制已經有不少探索。再往后，經濟層面容易做的事會越來越少，更多會轉向同城化、公共服務和民生層面的銜接。

　　張忠偉：從2018年至今，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這幾個字沒有變，但內涵和要求在不斷升級。

　　對於外部而言，如今的長三角有了新的使命，就是如何應對國際形勢的復雜變化，如何更好代表國家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面對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如何在全球科技和產業競賽中佔據有利位置。

　　對於內部來說，還有很多深層次問題沒有解決。包括如何避免“內卷式”招商，如何推動更多標准和規則的統一等。

　　目前，三省一市在很多領域都有了很好探索，比如政務服務跨省“一網通辦”，醫療機構檢查檢驗結果互認、數據共享等。面向未來，還需放量，把很多已有的“從0到1”的一體化探索，向更大范圍拓展，通過市場化法治化的手段，暢通要素流動。

　　五問

　　放到全國乃至全球競爭格局中，長三角下一步最該替國家突破什麼？

　　張軍：如果只是從經濟一體化看，長三角已經是中國最成熟的區域之一。它更應該做的，是在更高層次上為國家探路。

　　比如基礎研究。全球最好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人才來源非常多元。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牛津、劍橋、哈佛這些地方，教師和研究人員都不是單一來源。基礎研究需要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學術傳統的人才碰撞。

　　長三角有很好的實驗室條件、產業條件和支付能力，為什麼不能率先把全球科研人才真正吸引過來、留下來？這不是簡單請幾個外國專家，而是要解決他們能不能長期工作生活的問題。家庭、醫療、保險、子女教育，都要銜接上。

　　我們常說制度型開放，說到底，就是你的制度能不能讓外國人願意來、待得下。長三角下一步最有價值的探索，是率先形成一種能吸引全球人才、支撐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的制度環境。

　　六問

　　對於整個長三角來說，上海接下來該如何發揮龍頭帶動作用？

　　張忠偉：首先在機制上，上海要更好發揮帶動作用。比如，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建設辦公室等都常設在上海，上海要在機制上牽好頭，確保這些機構能夠充分發揮作用，在高質量一體化發展中發揮好作用。

　　再者在要素投入上，上海也要牽頭。比如，長三角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在地方出資裡，上海佔比最高，起到了引領性作用。滬蘇嘉城際鐵路，滬蘇浙共投資約940億元，上海段叫示范區線，投資約433億元，佔比最大。這也是上海積極發揮龍頭帶動作用的體現。

　　我覺得特別重要的，是開展前瞻性研究的能力。前瞻性研究就是必須順應新時代發展要求，對未來有判斷。這既包括發展規律問題，也包括治理能力問題。比如滬蘇嘉城際鐵路，投資方不同，未來的運營方如果也不同，如何有效管理，需要可行的一體化運營方案，那上海就責無旁貸，要實打實牽頭拿出方案，供多方研究判斷，直至達成共識。

　　從這裡可以看出，上海“龍頭”作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謀劃整個長三角的整體發展，或者重點領域的治理能力提升，都需要有人率先牽頭、率先思考，再明確責任分工去協同推進。

　　“龍頭”作用的發揮，是久久為功的一件事，既考驗眼光和能力，也考驗責任和擔當，上海重任在肩。

　　出品：人民日報社上海分社大江東工作室

　　監制：吳焰

　　審校：曹玲娟

　　採寫：巨雲鵬 季覺蘇

　　海報：錢尤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