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居社區”為啥吸引年輕人

十幾人同住一個屋檐下，輪值進行公寓管理

“哈嘍，你回來了。”大力在通往客廳的狹窄走廊上跟好幾個室友打了招呼。

大力是Dweller（棲居者）青年共居社區的創始人之一，一位數字游民，工作時間和地點靈活，輾轉於杭州、麗水、上海、大理、清邁等地。2024年，他在上海長寧創辦Dweller，試圖改變當代都市青年獨居或合租的生活狀態，構建一個基於趣緣的新“熟人社區”。

大力與從事建筑業的合伙人一起租下一整層樓四套公寓，重新設計居住空間，並改造出面積更大的客廳和自習室等公用空間，組織各類活動、分享和沙龍，鼓勵棲居者面對面建立真實的鏈接。

投入運營后，該社區幾乎一直處於滿房狀態。單人間面積15平方米左右，月租金為4000多元，雙人間每月2000多元。租約最短可簽1個月，而租戶平均居住時長為6—7個月，也有人從社區開放一直住到現在。

都說現在的年輕人邊界感強，為什麼又渴望共居生活，回到“熟人社區”？

18個人共同居住的“家”

為了迎接新人或送別老人而一起搞聚餐，是這裡不成文的規定。女生小譚以前曾住在這裡，從室友生活群裡得知消息后，特意趕回來送封老師離別禮物。封老師是一名程序員，從世界頭部互聯網公司離職后，開始到世界各地旅居。他在這裡住了3個月，即將出發去南美洲。

同一個屋檐下，成為鏈接所有室友的紐帶。在佔地600平方米的共居空間，人數最多時有18人。他們來自天南海北，從事不同的工作，一半是每天到工位打卡的上班族，剩下的有工作時間和地點靈活的瑜伽老師、心理咨詢師、Web3.0（第三代互聯網）從業者，以及正在實習或求職的大學生……

大多數時間，他們都喜歡待在公區。中央超過100平方米的活動客廳是他們的常駐點，充滿了生活氣息——牆上貼滿了不同時期室友們的合照和近期活動海報，書架、長桌、高腳吧台前，人們或坐著獨自看書或辦公，或躺在懶人沙發上聊天，陽台上種著郁金香、蕨類植物等花花草草，還有一隻溫順的寵物狗。

“這個社區有一定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你不知道一個人會在這裡住多久，你會對他們充滿好奇，這就是魅力所在。”被稱為邱老師的住客笑著說，40歲的她是“這裡最老的人”。她在單人間住了一年，“我是個I（內向）人，我想社交時可以到客廳和不同住客聊天，不想社交時就退回我的‘殼’。”

大客廳被大力稱為“城市客廳”，除了供室友活動以外，還會舉辦對外開放的各類活動，以創造一種自由的公共對話和討論環境。“社區的核心模式叫‘1+N’，1是具有開放性的城市客廳，加上N個生活實驗室，指的是一個類似家庭結構的基本單位，比如一套四室一廳的公寓。”居住者還能在另一個小客廳聚會，一起看書、玩桌游或用投影儀看電影，此外還有一個自習室。

基於趣緣成為朋友

2020年大力在杭州工作時，住進了“706青年空間”。入住后，大力的空閑時間從手機屏幕中被解放出來，用於在客廳和室友聊八卦，一起吃爆米花看電影，飯后出去散步……

到上海工作后，大力繼續申請入住706社群創辦的生活實驗室。而他漸漸發現，共居生活的氛圍會隨著人數增減而變化，當多數室友要加班或出差時，客廳便少有人光顧，其他人的社交欲望也隨之降低。

大力想起了2021年在雲南大理旅居的2個月，他每日穿梭於咖啡館、民宿和酒吧，與背景各異的人們交談。他發現，人們圍繞著古城和村落，形成了一個基於趣緣的小鎮熟人社區，他們在步行可及范圍內自發地組織和參與興趣小組以及議題討論，從陌生人成為朋友。

“我們能否在上海‘再造大理’，復現大理的熟人社區環境？”抱著這樣的想法，大力進行了一場Dweller原型實驗。共住4—5人的生活實驗室是構成社區的初級單位，而他要做的是“連點成線”，將4個公寓、20位室友匯聚在1公裡內。地理距離變短，人口基數增大，社交生活自然涌現了。

如果將這些房間真正聯通，讓所有人住在一個屋檐下呢？基於生活實驗室2.0的成功經驗，大力與朋友租下一層樓的公寓進行改造設計，在投入運營1個月內，5個單人間便被租滿。他們迅速租下隔壁幾套公寓一起打通，形成了今天的共居社區。

人人都是“村長”

Dweller採取申請制，潛在入住者需要接受“面試”篩選。“兩個人可以成為朋友，但不一定能成為一起生活的室友。”周帥是共居社區的運營者，他說室友們可能因為不沖馬桶、沒人倒垃圾、用完杯子不洗等瑣碎小事發生矛盾。

因此，社區創立之初，周帥和大力制定了基本規則。而室友之間的共識建立起來后，公共空間治理權被交還到每個人手中。周帥說，他不是“公寓管理者”，不負責為大家添置家具或補充衛生紙、洗衣液等日用品，而是直接每個月給每人發100元，在周日早午餐會上由大家投票決議開支用處。

“我們就像生活在一個自治的小村庄裡，所以后來有人提出輪值‘村長’。”周帥說，村長任職兩三周到一個月期間，負責發現並提出目前共居社區中存在的問題，主持議題討論。

做飯、洗碗、洗衣服、打掃衛生、倒垃圾等家務事，在共居生活中容易變成“隱形勞動”，被自動分配給那些願意做事的人，而他們卻很少收獲認可。為此，周帥提出“小紅花”機制，每做一件家務事，便能得到一朵小紅花。為了量化這一榮譽體系，精通AI的室友搭建了一個網站，用於發布公共任務和送小紅花。“一是讓做事的人得到正反饋，二是將家務活游戲化。”

此外，對外開放報名的各類活動也是構成共居社區公共生活的重要部分。大力說，去年一年社區舉辦了200多場活動，幾乎每周都有好幾場，規模在10—50人不等。以近期活動為例，既有室友分享自己旅居24個國家的人生故事，也有“重拾城市公地”的系列沙龍，還有教大家做包子、餃子等接地氣的日常活動。

還有一次，正巧有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年輕人借住在這裡，吃飯時他們夾雜著中文和英語，聊自己的創業經歷。“有一種大家從天南海北匯聚到這裡的感覺，好像世界就在我面前展開。”

經過一年多的探索實踐，如今，Dweller青年共居社區已經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穩定運轉。

“我們最終目標是達到150人的規模。”大力說，未來他考慮租下一棟樓內的其他公寓，設計成共享工位、活動室、社區食堂、咖啡館等公共空間。“租金有一定溢價，用來覆蓋商業化設計與社區運營的人力成本。”共居社區人口達到一定規模后，便可形成集聚效應，與附近街道的大社區展開良性互動，共同構建一個熟人社區的良好生態。（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大力、周帥均為化名）

（來源：解放日報 見習記者 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