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替我簽字？上海基層的探索實踐推動意定監護制度進一步完善

讓擔心“沒人簽字”的人放心托付余生

最近，一則新聞引人注目：徐匯區一位81歲的老人賣掉唯一住房，扛起監護兩個外籍外孫女的重擔。然而，一個現實擺在眼前：一旦他離去，孩子將再次成為“法律孤兒”。這似乎映射出一個長久被忽略的現實：在“一老一小”的生命交接帶上，監護從來不只是一句口頭承諾，更是懸在無數家庭頭頂的法律缺口。

2026年開年，上海出台全國首部省級老年人意定監護專項政策。這份被業內稱為“破冰之舉”的細則，讓“意定監護”這個專業詞匯一躍成為社會熱詞。

社交平台上，“上海意定監護辦理全攻略”被反復提及﹔評論區裡，獨居老人想托付身后事，丁克夫妻計劃提前規劃晚年，子女定居海外的家庭希望有人簽字決策……大家都把這份蓋著公証處紅章的文書，視作晚年最穩妥的“護身符”。

當我們把時間線往回移會發現，在意定監護細則尚未出台的日子裡，上海基層早已遇到過類似案例。他們的探索，既是無奈之下的應變，更是制度完善前的珍貴實踐。

尋找余生托付

尋找“余生托付”的人，並非法律意識超前，而是被現實推到了必須面對這個問題的那一刻

在2026年新規落地前，“意定監護”對大多數人而言是個陌生詞匯，人們大多在新聞中得知，帶有一絲值得咀嚼的爭議，比如2019年最廣為人知的“水果攤主案”，又比如2025年底的“46歲蔣女士案”。它打破了“血緣即正義”的傳統倫理，把監護權交給“外人”，卻始終在情與法的天平中搖擺。

一位社區干部記得，有位80多歲的獨居老人，老伴走得早，唯一的兒子在國外定居，幾年也見不上一面。老人身體還硬朗時，覺得日子能湊合，直到有天突發腦梗，被鄰居送進醫院，卻面臨一時聯系不上其兒子，手術同意書沒人簽的困境。

基層工作人員碰到過太多這樣的情況：有的是失獨家庭，老兩口相依為命，不知道倒下了誰來替他們簽字﹔有的是長期照顧殘障子女的年邁父母，一邊照顧一邊焦慮，擔憂自己走了以后孩子怎麼辦﹔還有的是丁克家庭，面對的是未來可能存在的養老問題。

這些尋找“余生托付”的人，並非法律意識超前，而是被現實推到了必須面對這個問題的那一刻。他們有的失去了法定監護人，有的對法定監護人不放心，有的干脆沒有“法定”可言。他們找上門來，問的問題往往不是“什麼是意定監護”，而是更朴素的一句話：“誰能替我簽那個字？”

當許多老人在現實裡發問時，基層社區早已被推到了最前線。

在虹口區涼城新村街道，蔡幼芬每月都為社區裡的孤寡獨居老人舉辦生日會。她是街道老年協會會長。最近幾個月，她開始嘗試在唱完生日歌、吃完蛋糕后，和老人們拉拉家常，加入一些意定監護的科普內容。

幾年前，蔡幼芬第一次聽說“意定監護”時，還覺得這是個“沉重得無法開口”的話題。但隨著老年協會工作的推進，她慢慢發現這是一個急難愁盼的“模糊地帶”。“我一個人住，萬一倒下了怎麼辦”“我跟侄子親，他能幫我簽字去養老院嗎”，這些有關權責歸屬的問題，一度讓她不知所措。

2021年，民法典正式施行，明確了成年人可以書面形式確定監護人，首次將“組織”納入監護人范圍。這讓很多基層工作者看到了希望。也正是在那一年，蔡幼芬和同事們嘗試起草意定監護服務計劃書，希望依托社區平台，為轄區孤老搭建意定監護對接渠道。

但在后續與街道共同探討落地方案細節時，雙方都意識到了橫亙在眼前的客觀難題：“要開展這項服務，基層的法律資質與專業人才支撐還存在短板。”一腔熱血碰上了當時尚未成熟的客觀條件。本著對老人高度負責的態度，這份計劃書只能暫且收進抽屜，化作那個階段的“蓄力”。

不過，也正是因為這件未完成的事，基層工作者開始意識到，光有熱情還不夠，關鍵在於引入專業力量。此后的幾年裡，大家一直留意著意定監護的相關信息，靜候合適的時機。

法律上的親人

意定監護要做的，就是為那些基於長期信任和照顧形成的關系，提供一個合法的“身份”

2025年3月，當恩派基金會的“溢彩星光”項目找上門，希望為基層提供老年人養老全流程培訓時，蔡幼芬毫不猶豫地在六個議題中選了“意定監護”。培訓涉及的內容十分有可操作性：如何用老人能聽懂的語言解釋“意定監護”與遺囑的區別﹔如何識別那些嘴上說“不需要”但眼神裡流露出擔憂的老人﹔協議中關於醫療措施、財產管理、監督人設置的關鍵條款該如何解釋﹔當老人半夜突發急症，第一步該聯系誰、該准備什麼材料。

項目方邀請的培訓指導，是一家叫“盡善”的社會組織。盡善社會監護服務中心2020年成立於上海閔行，是國內首家專門從事意定監護的社會組織。創始人費超告訴記者，“盡善”的前身包含一家為認知症老人提供照護服務的社會組織。在工作中，他們反復遇到的問題，和街道驚人地一致。

“我媽以后住養老院，誰簽協議？做手術，誰簽同意書？我是獨生女，自己也60多歲了，萬一我先倒下呢？”一位家屬這樣問他。他開始留意那些“監護斷點”：失獨老人、子女在海外的空巢老人、不婚不育的獨居者。還有一類叫“老養殘”，即高齡父母照顧智力殘疾的子女。

“這不是人情冷暖的問題，是制度銜接的問題。”費超說，“社會關系越來越多元，但很多關鍵環節的認定標准還停留在‘血緣即一切’的傳統模式。意定監護要做的，就是為那些基於長期信任和照顧形成的關系，提供一個合法的‘身份’。”

“盡善”做了5年，服務對象從一年30—40個漲到近70個，咨詢量從幾十次漲到200多次。

專業社會組織的介入，為街道幾年來的探索補上了關鍵一環——專業支撐。蔡幼芬所在的老年協會開始學習如何將那些模糊的擔憂轉化為法律條款和可操作的服務流程。他們不再停留在傾聽與陪伴，而是逐步學會如何提供指引和識別風險。

志願者們在日常走訪中開始有意識地問一句：“您有沒有想過，萬一身體不舒服，希望誰幫您做決定？”開通的24小時咨詢專線，也轉接到了蔡幼芬的手機上，時刻答疑。這套模式很快收到成效。今年1月，75歲的孤老王阿姨確診肝癌晚期。她最焦慮的不是治療，而是“萬一昏迷了，誰能替我簽字”。蔡幼芬接到電話后第一時間聯系“盡善”，一起為老人梳理意願。從意願梳理、協議起草到公証辦理，僅用了兩周時間，順利跑完了意定監護的“最后一公裡”。

從孤老到大眾

制度的核心價值在於支持個體按自身意願選擇照料方式、規劃晚年生活，實現自主決策與自主安排

在上海許多街鎮，意定監護正在以更豐富的姿態“著陸”，回應著不同群體的具體困境。

比如，在共和新路街道，一個名為“銀發盾牌”的項目組，為“老養殘”家庭提供了解決思路。70多歲的羅阿姨最放心不下的，是智力殘疾的兒子。項目組聯動法院、公証處、律所和居委會，不僅為她設立了意定監護，還通過司法程序提前完成遺產析產，掃清了財產處置的障礙，為兒子的未來生活籌集了“備用金”。

在普陀區，長風新村街道完成了對“失能失智且無監護人”群體的救助。精神障礙患者小雨（化名）在唯一監護人母親去世后陷入困境。街道啟動多部門協作，最終由法院指定居委會擔任其監護人，並引入“盡善”等專業組織提供具體監護服務，形成“政府臨時兜底、司法機關確權、專業組織執行、社區監督”的閉環。

現實也催生新需求。費超發現，這兩年，來咨詢的人群發生了變化。過去多是七八十歲的孤寡老人，現在多了身體還硬朗的中年人，甚至還有30歲出頭的年輕人。“有人問能不能指定朋友，有人想把監護權和財產管理分開，有人擔心監護人將來不盡責怎麼辦。”費超說，這些需求早就超出了“找個人簽字”的范疇。

這些變化的背后，是更深層的社會結構轉型。基於202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研究院副教授王寧發現，在中國，65.68%的獨居人群是非婚狀態，超過1/4的獨居者沒有子女，22.23%的獨居者自評健康狀況不佳。《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近十年來全國一人戶家庭佔比持續攀升﹔最新數據表明，上海市一人戶比例達26.4%，位居全國第二。這些數據說明，意定監護的潛在需求正在快速增長，結構也在發生變化。

王寧分析：“未來意定監護的需求將不再局限於基本兜底，更多人開始用它保障晚年生活質量、實現晚年自主意願。服務對象也不再僅限於傳統認知中的孤寡老人，老養殘家庭、穩定的中年獨居者、丁克家庭等群體也是潛在需求方。這一制度的核心價值，在於支持個體按照自身意願選擇照料方式、規劃晚年生活，真正實現自主決策與自主安排。”

需求多、要求高，也給現有服務帶來很大挑戰。隻用一套簡單服務，很難滿足不同家庭的復雜需求。蔡幼芬隨身攜帶一個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記錄著跟她電話咨詢過的老人。經過培訓，她能夠處理一些簡單的基礎咨詢，但面對更高難度的定制方案，她隨時預備著對接專業社會組織或公証處。費超也意識到，基層需要的不僅是“知識灌輸”，更是資源鏈接能力和風險識別能力。而賦能不是一次性的，更應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制度還需細化

法律雖規定了責任，但缺乏明確的操作細則以給基層更明確的指引。這需要在實踐中逐步完善

隨著實踐的深入，逐漸體現出現有制度需要進一步細化和完善之處。根據民法典，當一個人的監護人尚未完成指定、暫無法履行監護職責，處於無人保護狀態時，居（村）委或民政部門應當承擔臨時監護職責。

“雖然法律規定了責任，但缺乏明確的操作細則。”市政協委員、律師張玉霞說，關鍵在於給基層更明確的指引，“什麼情況下屬於無人保護狀態或無人照料狀態，可以行使臨時監護權？需要履行哪些程序？出現失誤該承擔什麼責任？這些都需要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她建議用列舉的方式告知哪些是禁止性事項，哪些是必須完成的事項。“比如當老人沒有行為能力時，醫療措施達到哪一步、要怎麼確認最佳方案。細則定得越詳細，相關工作人員越能按部就班地去做。”

與此同時，平台建設被提上日程。張玉霞介紹，今年上海實施的意定監護若干意見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市民政部門牽頭建立市級老年人意定監護信息歸集查詢平台——民政、公証等可引導當事人自願將相關信息錄入平台﹔公証或見証的當事人可授權公証機構、見証機構等錄入平台﹔法院擬定的意定監護相關文書應及時通報民政錄入平台。民政應加強對意定監護信息歸集工作的指導和服務。

專業力量的培育與引入也在加速。恩派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今年“溢彩星光”項目將落地更多城市，回應社會真實需求。

此外，社會觀念也亟待轉變。意定監護從來不只是一紙文書。它是在街頭巷尾“生發”出的細節，也是一個人在清醒時給自己晚年留下的一份體面。從“意定監護是孤寡老人的無奈選擇”轉向“意定監護是有潛在需求的成年人規劃未來的理性安排”，王寧認為，這是一場觀念革新，需要政府、媒體、社區與家庭共同推動。

政策落地不是終點。讓每一個擔心“沒人簽字”的人，都能放心地把余生托付——這才是意定監護真正要抵達的地方。

（來源：解放日報 記者 牛益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