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擴大雙向投資”。從“產品出海”到“體系出海”，從“走出去”到“走進去、走上去”，中資企業正加速融入全球產業鏈。圍繞如何應對新階段挑戰，怎樣避免“內卷式”競爭、實現高質量出海，大江東工作室在全國兩會期間，專訪了三位代表委員。

全國兩會期間，大江東工作室對話三位代表委員。錢尤祎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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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品出海”轉向“能力出海”，最大挑戰是數據跨境流動的合規

大江東：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1743.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7.1%，穩居世界前列。“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年均解決超過200萬個就業崗位。出資建設了一大批教育、衛生、環保民生設施。中資企業出海呈現哪些新趨勢？

蔣穎（全國政協委員、德勤中國董事會主席）：中國企業的全球化已經步入新階段，正加快從“產品出海”轉向“能力出海”——在海外建廠、設立研發中心，為當地貢獻技術，協助產業升級。這種變化主要得益於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當前中企出海模式可歸為四類。一是供應鏈出海，即上下游企業跟隨“鏈主”企業出海，代表企業有比亞迪、寧德時代、小米﹔二是技術輸出，如啟德醫藥等中國創新藥對外授權出海，而泡泡瑪特是品牌與文化的輸出﹔三是生而全球化，從創始之初海外業務就進行全球化運營，比如藥明康德、希音﹔四是聯合出海，在華外資企業與本土企業聯合出海，本土企業發揮中國供應鏈體系和制造優勢，外資企業發揮其在海外市場的影響力，比如吉利和雷諾在技術、資本、市場方面的合作。

張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電氣裝備集團副總經理）：我也注意到，中企出海的方式正發生變化。過去是“要素輸出”，現在更多轉向更高層次的“價值創造”。這意味著企業不僅要把產品帶出去，也要在研發、品牌、服務等“微笑曲線”高端環節全面邁進。

大江東：在這個新階段裡，有哪些新挑戰嗎？

李丹（全國政協委員、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中企出海正從“規模擴張”邁向“質量引領”，這一新階段面臨最大的挑戰之一，是數據跨境流動的合規。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加速構筑以“數據主權”為核心的監管壁壘，比如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和美國的《第14117號行政令》等，對中企出海發展構成多重挑戰。

首先是合規之困。企業不僅需應對國內在境外投資、數據跨境流動、產業鏈安全等領域日益規范與精細的監管要求，還需適應東道國在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外資准入、環境保護、ESG披露等方面不斷提升的合規標准。這種跨法域、多層級的監管格局，對企業的合規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次是壁壘之危。部分規則帶有保護主義色彩，形成非關稅壁壘。主要表現為匯率風險上升、跨境融資成本高企、全球稅制重構（如全球最低稅改革）以及各國稅收監管趨嚴，直接影響企業海外投資的長期收益穩定性與現金流安全，對企業的財資與稅務合規管理構成持續挑戰。

最后是治理之痛。企業的全球化治理水平與業務擴張的匹配滯后。一些中國企業業務規模已實現國際化，但全球化管控體系尚未同步建立或成熟。若缺乏系統化的全球治理能力支撐，海外業務易出現管控脫節、信息斷層與風險集聚等問題。

蔣穎：需要補充一點。“負面清單”已成為我國管理企業數據出境的重要制度，我國多個自貿區已發布數據出境負面清單，出台了配套實施文件。然而，企業仍面臨清單外數據出境的管理辦法不夠透明、各地負面清單覆蓋的行業領域有限、指導性文件的查詢和使用不夠便利等實操難題。

建議首先要明確負面清單外場景下數據出境的監管標准，推動各自貿區執行尺度協調統一，進一步提升自貿區數據流動便利性﹔其次，要加快負面清單的更新節奏，對於未覆蓋的領域和自貿區之間如何互相參照，國家要盡快拿出可以落地的操作辦法﹔最后，要進一步優化政策咨詢與指導服務，盡快推出更便利的合規工具，讓企業少跑路，力爭向“最多跑一次”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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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立體化應對體系”，從“造船出海”到“造船+建港”

大江東：如何系統性應對這些挑戰？

李丹：全球競爭的本質已從單一企業間的市場角逐，演進為產業鏈生態體系的整體較量。舉例來說，當前在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以龍頭企業牽引、配套企業協同的“艦隊式出海”模式已展現出顯著優勢。

我建議，可建立產業鏈協同創新機制，推動上下游企業在技術研發、標准制定、市場開拓等方面形成戰略聯盟。鼓勵通過交叉持股、合資共建等方式深化利益綁定。同時，完善行業信息共享平台建設，加強海外投資風險預警與合規指引。發揮行業協會在產能規劃、市場秩序維護等方面的協調功能，建立行業自律與良性競合機制。

張帆：我重點關注中企“走出去”遇到的金融、保險、審批三大堵點，就此提三點建議。

一是金融支持要“精准滴灌”。建議對符合共建“一帶一路”重點項目給予政策性貸款傾斜，同時加快推動人民幣跨境結算便利化，幫助企業從源頭上降低匯兌風險，用“本幣結算”為中國裝備出海保駕護航。

二是當前傳統保險產品對高風險地區的覆蓋能力有限。建議相關機構針對高風險國別創新開發政治風險、違約風險等新險種，探索建立“政府+企業”共擔的風險池模式，為敢於開拓新興市場的企業提供托底保障，讓大家敢出海、能扎根。

三是跨境投資審批要“分類施策”。目前海外投資項目審批涉及部門多、周期長。建議建立分類分級審批機制，對符合國家戰略的重大項目開通綠色通道，簡化流程﹔同時將 ESG 表現、本地化承諾納入評價指標，引導企業向“走進去”轉型。

大江東：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26年，將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在中企出海過程中，如何避免“內卷式”競爭？

張帆：實踐經驗告訴我們，中國企業在海外發展需要更多合作意識。很多項目體量大、周期長，如果能夠發揮我國產業鏈門類齊全、協同高效的優勢，更容易形成合力。比如去年我們與中國華電集團以聯合體方式，共同參與烏茲別克斯坦的光伏發電項目，創造了“當年開工、當年並網”的“中國速度”，成為當地建設速度最快的新能源項目之一，充分發揮了中央企業產業門類全以及中資企業間協同優勢。

中企出海需要避免簡單的價格競爭甚至無序、惡意競爭，低質低效“內卷”。如果企業之間互相壓價、重復投入，短期可能拿到項目，但長期來看不利於行業發展，也會影響中國企業整體形象。

大江東：面對部分國家政治、匯率和支付風險較高的現實環境，“出海”企業如何進行風險管理與項目篩選？有哪些成功經驗？

蔣穎：我們的經驗是要推動公共服務平台聯合中資海外商協會、專業服務機構共建“中資企業海外綜合服務站”，借鑒外國商會做法，為企業提供屬地化風險預警、合規咨詢、法律應急援助與權益維護支持。

建議由駐外使領館經商處牽頭，遴選和認証一批熟悉當地又具備服務中資企業經驗的專業機構，形成屬地化服務商庫。同時，支持國內頭部專業服務機構通過設立分支機構、戰略聯盟、聯合體等形式“走出去”。

張帆：風險防控不僅是制度問題，更需要可操作的方法。近來，中國電氣裝備逐步探索出“剛性約束+穿透監管+專業借力”的風控體系，施行下來較為有效。

我們堅持“危地不往、勿涉灰色地帶、遵守當地法律風俗”三個剛性規則，通過對全球市場實行風險分級動態管理，從源頭上杜絕高風險國別的業務准入。同時，積極探索利用 AI、大數據等數字化手段，搭建國際業務數字化運營平台，將項目全流程納入線上監控，實現對境外項目“看得見、管得住”的穿透式管理。

獨木難支，中企出海不僅要學會抱團，更需要專業力量支撐，比如主動與進出口銀行、中信保等專業機構深度合作，借力專業力量應對匯率波動、國別風險等復雜挑戰，構建起內外協同的聯防聯控機制。

03

以價值提升、價值共生、價值長生，推動“高質量出海”

大江東：如何提升出海的質量？如何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李丹：高質量出海應當實現三個轉變：從規模擴張轉向價值提升，注重技術溢出與品牌溢價﹔從零和競爭轉向共生發展，構建開放協作的產業生態﹔從市場佔有轉向標准引領，參與乃至主導國際規則制定。

政府部門可通過建立產業鏈出海服務平台、完善跨境金融服務體系、加強國際規則對接等舉措，為企業轉型升級提供系統性支持。

這種體系化出海模式，不僅能夠提升中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更將為當地東道國帶來技術轉移、就業創造和產業升級的多重效益，實現合作共贏。

蔣穎：未來真正出海成功的企業一定是那些能融入當地經濟與社會網絡實現“價值共生”的企業。企業要在當地扎根、入鄉隨俗最需要補齊的是“融進去”的能力，即構建本地化生態、為當地貢獻技術、協助產業升級和創造就業的戰略伙伴。

張帆：中企出海要做到“價值長生”，高質量、可持續、惠及當地民生，通過這幾年的出海實踐，我們總結出幾個關鍵原則。

一是質量優先。質量是企業走出去的底氣。近十年來，我們在“一帶一路”國家累計交付了200多座變電站、6000多公裡高壓輸電線路，參與建設的巴西美麗山、巴基斯坦默拉直流、菲律賓直流聯網等一批標志性工程已成為當地的“電力名片”。靠過硬的產品和高標准的履約，才能贏得市場。

二是長期主義。“走出去”不能隻看短期效益，而要保持戰略定力、深耕細作。在埃及、馬來西亞、印尼等地，我們推動屬地化經營，把中國技術標准與當地電網需求結合起來，這不僅帶動了本地就業，也實現了與東道國的互利共贏。

三是社會責任。去年沙特迎峰度夏最緊張時，我們僅用6個月完成了沙特國家電力公司高壓移動變電站項目交付，保障了當地居民的用電。“小而美”的項目往往最能打動人心，高標准確保了質量，可持續性建立了信任，而真正惠及民生，才能贏得尊重。

統籌：吳焰

編審：姜泓冰、軒召強

校對：唐小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