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引領區”建設的新階段，浦東將依靠什麼繼續打開未來？

帶著這一疑問，大江東工作室專訪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上海市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院長徐建，並梳理了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名譽會長江小涓在第八屆虹橋國際經濟論壇“浦東與世界：共筑開放之路，共繪產業新圖景”分論壇上的最新研判。

他們談浦東，也談中國下一階段最核心的能力﹔談浦東的挑戰，也映照著其他城市同樣面對的時代考題。

是時候，重新讀懂浦東。

高空俯瞰陸家嘴

浦東“普通”了嗎？

“浦東也沒那麼特別了。”這幾年，類似議論時不時在網上出現：全國特區、新區多點布局，浦東增速回到合理區間，新地標不再年年刷屏，於是有人覺得，浦東的光芒暗下來了。

但三位專家給出的判斷，恰恰相反：35年前的浦東，萬千寵愛於一身，地位難以復加﹔而今天的浦東，比任何階段都更難被替代。

徐建認為，所謂“普通感”恰恰說明浦東已經進入“深水區”，真正拉開差距的，不再是那些“上熱搜”的建設速度，而是一整套嵌入日常運行的能力。

“浦東現在更像一個后台系統。”徐建說，“我們看到的是平穩的日常﹔看不見的是資本、數據、規則在這裡被重新組織，然后再擴散到全國、到全球。”

外企把亞太總部放在這裡，全球服務機構把關鍵節點放在這裡，海外人才願意把下一站落在這裡，這種“用腳投票”的默默選擇，本身就是競爭力。

世博地區形成央企總部聚集區。

“真正拉開差距的，是制度層面的供給能力。”江小涓說。比如數據跨境負面清單、自由貿易賬戶體系、與高標准國際規則對接的監管安排，這些制度體系，決定了企業是否敢做中長期布局。

在概括浦東的特質時，張軍特別強調其“整體性”。在他看來，浦東的獨特之處，不是簡單把金融中心、科創高地、國際樞紐放在同一片土地上，而是在同一個空間裡同步推進多個國家層面的關鍵課題：在更高水平開放中守住安全底線，用制度和規則穩住全球資源流動，把創新活動、產業發展與城市生活緊密編織在一起……這些原本分散在不同領域、不同區域的難題，被浦東放進一個系統裡先行先試，這正是它難以替代的原因。

如果把視角再拉高，還能看到一個反差：在宏觀數據、重大項目這些傳統項目上，浦東主動降低存在感﹔但在制度創新、城市功能再造、全球節點構建這些長期項目上，浦東反而把標准抬得更高。

因此，可以這樣理解當下的浦東：看上去很像一座“普通”的城市中心區，但只要涉及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全球資源配置、復雜的社會治理實驗，你繞一圈就會發現——

全國真的很難找到第二塊可以替代它的土地。

浦東引領區，究竟在引領什麼？

許多城市都在爭做“創新高地”，而浦東的“引領區”究竟體現何處？又以何種方式在引領？

整理三位專家的觀察思考，會發現浦東的引領由三條線索展開——

浦東的引領，體現在始終站在全球分工重構的前沿。當前，全球產業鏈正從“跨國公司主導型”向“多中心網絡型”轉變，“一個地區的價值正體現在能否接入全球網絡、能否建立規則接口。”張軍說。

從這一坐標系看浦東，會出現一個非常鮮明的圖景：這裡是全國最先感受到全球經濟脈動的地區之一。跨國企業在這裡調整供應鏈、研發鏈和資金鏈﹔生物醫藥、集成電路、智能制造等領域的跨境合作往往在此率先落地。浦東不僅是承接地，更在推動中國向價值鏈更高端移動。

浦東國際法律服務園，企業正在窗口咨詢業務。

浦東的引領，體現在“制度型開放”上先行先試。江小涓指出，浦東的開放正在從“市場開放”進入“規則開放”階段。數據跨境負面清單、自由貿易賬戶、跨境爭端解決機制、金融開放壓力測試……這些制度體系決定著企業能否在這裡做全球業務，也決定中國能否與國際高標准體系實現兼容。

“先跑通規則”已成為浦東開放經驗的核心邏輯。浦東的開放，正在為中國構建融入全球的底層能力。

浦東的引領，還體現在作為全球節點的敏銳度和反應能力。徐建指出，浦東長期站在全球資源流動的前端，因此最早感受到“世界的冷暖”，也最早作出系統性反應——

企業出海趨勢上升？浦東率先把自貿試驗區、跨境金融、產業政策串聯成成套服務﹔

全球創新合作加速？浦東推動科研合作機制和知識產權保護不斷升級﹔

供應鏈更加分散化？浦東又加快建設多式聯運、跨境樞紐、區域協同體系……

這種從“先感知”到“快反應”再到“可推廣”的能力，正是一個全球節點的核心競爭力。

將三條脈絡合在一起，就會看到一個清晰的答案：浦東的引領，不是單點突破，而是一整套面向未來的競爭方式：在分工前沿、在規則接口、在全球節點上佔據先發位置。

浦東最大的優勢，是改革本身

“浦東當前最大的挑戰，不是‘有沒有增長’，而是‘改革是否還能繼續推進’”。張軍說。創新要靠體系，開放要靠規則，產業要靠生態，而能把這些體系、規則、生態組織起來的，是一整套改革機制。如果浦東停止試驗，領先優勢很快便會被稀釋。

“浦東不能只是在既有基礎上‘再優化一點’，而要主動尋找未來十年有可能面臨的新的改革場景。”張軍舉例，比如金融體系的深層次變革、科技資源的統籌配置、數據要素的確權流通，這些都是全國關注度最高、阻力也最大的領域。“正因為難，又事關全局，所以更適合在浦東先做。”張軍說。

在他看來，浦東最需要堅守的，是一種對改革的定力，一種願意在不確定中邁出第一步、願意承擔“沒有前例可學”的壓力的精神。這種精神過去造就了浦東，也將決定它未來的高度。

徐建從城市角度擴充了這一理念。“浦東作為復雜功能的疊加區，制度改革往往要通過城市運行來落地。”徐建舉例，比如創新活動需要豐富的空間、跨國企業員工需要便利的生活環境、全球資源配置需要高效的交通體系，這些看似是城市建設，實則是改革的一部分。

花木露營節，浦東的夜晚同樣有人氣。

“很多改革不是開會定出來的，而是通過城市空間實現出來的。”徐建說。城市空間如何組織、人流物流如何流動、生活場景能否包容新產業，這些都會直接影響創新和開放的成色。

把專家們的分析放在同一條線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當增長邏輯轉向功能邏輯，當全球化進入規則競爭的新階段，浦東要繼續走在最前面，靠的不是把既有優勢再優化一點，而是始終承擔那些別人承擔不了、也不願承擔的改革任務。

如果沒有這種適度的不安、這種持續向前的沖勁，一個地區很快就會變“普通”。而浦東之所以仍被認為“最難替代”，就在於它始終保持著向前奔跑的姿態，靠改革開路，以改革促發展，用改革贏得未來。

人民日報記者：吳焰 田泓 季覺蘇 王崟欣

圖片：陳夢澤 劉歆 鄭峰

出品：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大江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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