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高水平開放，浦東競爭力在哪

不能再依賴政策紅利，而應聚焦制度型開放的深度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部署了12項戰略任務，其中對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專章部署。這再次向外界說明，中國堅持互利共贏，開放的大門隻會越開越大。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站在浦東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5周年的節點，浦東如何深化改革，推動高水平開放？記者採訪了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劉春生。

記者：浦東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承載著國家多項重大戰略，您如何看待其過去五年在開放發展中的基礎優勢與實踐成果？

劉春生：浦東的獨特優勢首先體現在戰略疊加的先天條件上。它同時承接了《引領區意見》《浦東綜改試點》《制度型開放總體方案》三項國家賦予的戰略任務，尤其是自貿區歷經十年發展后，還承擔了延續性的開放探索任務，這種戰略密度在全國范圍內都較為罕見。

過去五年，浦東依托長三角制造業核心區的基礎，在生產性服務業開放上成效顯著——像研發設計、供應鏈管理、檢驗檢測等與制造環節緊密相關的服務領域，已經形成了與產業需求高度匹配的生態全鏈條服務體系，這也是浦東區別於其他區域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同時，浦東在制度型開放的試驗田作用上持續發力。雖然改革進入深水區后，每一步都觸及核心利益，推進難度顯著加大，但浦東在跨境貿易便利化、制造業服務業外資准入等領域仍有突破。

不過，也要看到，當前國家層面的戰略紅利和政策先導不再集中於單一區域，北京的“兩區建設”、深圳的國家戰略布局都在分流資源。這種“各地開花”的平衡態勢，也倒逼浦東在開放中更注重差異化探索。

記者：當前，北京、海南、大灣區等都在推進高水平開放，上海和浦東如何在競爭中找到自身獨特定位，避免同質化？

劉春生：不同區域的開放路徑，本質上是由自身產業基礎和功能定位決定的，“產業+開放”的深度綁定是上海和浦東的優勢。上海的開放，必須緊扣“制造業根基”和“國際經濟中心”的定位。

上海周邊的蘇浙地區有大量工業企業，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需求旺盛，這為浦東乃至上海的生產性互聯網服務平台發展提供了土壤。“園區+平台”集聚，讓浦東在智能制造與生產優化、供應鏈優化與電商服務、國際貿易與物流等方向形成了“服務本地、輻射全國”的能力。

此外，上海在金融開放上雖有先發優勢，外資銀行、保險、証券機構的引進力度較大，但目前仍面臨審查嚴格、負面清單落實難等問題。未來，能否在規則銜接上突破，比如簡化外資金融機構的業務審批流程，將成為上海金融開放的關鍵突破口。

還要注意來自海南、大灣區的差異化競爭壓力。海南依托QDLP（合格境內有限合伙人）、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等制度，在個人和機構的跨境資金流動上更為靈活。大灣區則在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業務上對跨國企業有吸引力。相比之下，上海的開放不能再依賴政策紅利，而應聚焦制度型開放的深度。比如，在數據跨境流動中，針對工業數據、消費數據、金融數據的分類監管，形成可復制的規則，這才是上海的核心競爭力所在。

記者：當前中國企業出海需求旺盛，但也面臨資金出境難、海外市場不熟悉等問題。上海和浦東在服務企業“走出去”方面能發揮哪些作用？

劉春生：現在企業出海已經從“被動突圍”轉向“主動布局”，各地面向企業的出海培訓越來越多，需求之迫切可見一斑。上海和浦東作為企業出海的重要樞紐，有三大服務方向可以發力。

第一，解決“規則認知”痛點。可以聯合商會、專業機構，針對重點市場梳理出海指南，幫助企業規避“開門迎客，關門打狗”的陷阱。

第二，搭建“政企協同”平台。可以打造更高效的出海服務站，對接大使館、海外商協會資源，在企業“走出去”的全過程提供“娘家人”般的服務，企業在海外遇到經營糾紛時也能及時提供幫助。

第三，配套“金融+服務”生態。可以推動本地銀行與外資機構合作，針對制造業企業的海外並購、跨境資金結算設計專屬產品。同時，引導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咨詢公司等專業服務機構為企業提供本地化的合規、稅務服務，形成出海全鏈條支持。

記者：當前國際局勢復雜，外資流出與企業出海並存。上海和浦東要保持開放勢能，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如何突破？

劉春生：首先是制度落地的“最后一公裡”問題，很多開放政策停留在文件層面，缺乏具體案例和細則。這不僅僅是上海和浦東面臨的挑戰。背后原因可能包括審批流程不清晰、部門間權責不明確等。

還有安全與發展的平衡。比如數據跨境，很多數據都被認為是敏感的，國外對於體系能否兼容也存在顧慮。但如果開放停滯不前，我國已經處於領先地位的人工智能企業、互聯網企業終究是“瘸腿”的，可能失去更廣闊空間和市場。

要應對這些挑戰，需要重拾改革開放初期的勇氣。同時，要注重規則的包容性。比如在數字貿易、科技領域協同開發等方面，將發展中國家的訴求納入規則設計，形成區別於美國主導的規則體系，這也是上海作為國際經濟中心可以發力的方向。

此外，還要進一步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制定政策前多傾聽企業訴求，讓企業成為推動開放的參與者而非被動接受者，這樣的開放才能更具生命力。

（來源：解放日報 記者 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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