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老師，這個案子中，非機動車保險公司在外地，如果保險公司不能來，我平台不會來進行調解的。”外賣平台方的一番話，一時讓張蘭君犯了難。

張蘭君是上海市徐匯區交通事故爭議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專職調解員，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已有十多年，碰到的棘手難題也不計其數。很顯然，這次碰到的又是一塊“燙手的山芋”。

事情是這樣的——

2025年4月，外賣騎手吳某在送餐途中與市民周某發生碰撞，造成周某受傷。

經交警部門依法認定，吳某因未遵守通行規則負事故全部責任，周某無責。周某經司法鑒定評定為十級傷殘，根據《民法典》及《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相關規定，醫療費、殘疾賠償金、誤工費等各項損失合計預計超20萬元。徐匯區人民法院將該案委派至徐匯區交通事故爭議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員張蘭君受理該案。

“張老師，我已經墊付了3萬塊錢的醫藥費，實在拿不出錢了。”第一次溝通時，騎手吳某滿臉愁容。而傷者周某，不僅要承受身體傷痛，后續康復治療還需大筆費用。

更棘手的是平台方的態度，吳某所屬的外賣平台雖已為其投保“新職傷”保險（新業態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但承保保險公司位於外地。“保險公司不來，我們平台也沒法參與調解。”平台代理人坦言，由於平台與異地保險公司信息不通、對理賠流程不熟悉，此前已因多起異地理賠糾紛卷入訴訟，這次擔心再次耗時耗力，對調解一度持消極態度。

三方各有難處：傷者盼賠償、騎手無力賠、平台怕麻煩，異地保險理賠成了橫在中間的“攔路虎”。

張蘭君在整理卷宗。受訪單位供圖

“要是走訴訟，這案子可能得拖半年以上。”張蘭君深知，根據現行法律規定，保險公司與平台、騎手的“新職傷”保險合同糾紛，和周某的交通事故侵權責任糾紛無法合並審理，很可能出現“一案多訴”的情況。

思慮再三，張蘭君決定以“打通異地理賠通道”為核心，分步驟推進調解。通過反復翻閱案卷，多次分別與周某、吳某、平台代理人及保險公司溝通，張蘭君很快摸清了核心問題：異地保險公司不掌握吳某的派單、跑單記錄，無法確認事故是否發生在履職期間﹔平台因不了解理賠材料要求，不願主動提供用工協議、派單信息﹔周某則因信息不對稱，一直擔心“保險到底能不能賠”。

“你們放心，騎手履職期間致第三人損害，屬於‘新職傷’保險賠償范圍。”張蘭君明確這一關鍵政策依據，給三方吃了“定心丸”。

隨后，針對“異地保險公司溝通難”的問題，張蘭君主動撥通了承保公司理賠員的電話，清晰告知案件細節，並讓理賠員列出詳細的材料清單，包括騎手的派單記錄、平台與騎手的用工協議、事故現場照片、醫療票據等。“我把清單整理好發給平台，讓他們一次補全，避免反復折騰浪費時間。”張蘭君說，這一步直接打通了異地溝通的“信息壁壘”。

“調解比訴訟更省時間，還能避免后續糾紛。”面對平台方的抵觸，張蘭君沒有硬勸，而是站在平台的角度分析，“你們之前吃夠了異地理賠的苦，這次我們一起想辦法簡化流程。”

這番“換位思考”讓平台代理人放下了戒備，主動說出了顧慮。張蘭君趁熱打鐵，提出“在線協同理賠”方案：由平台在線提供吳某的履職記錄，她協助整理成規范材料后同步給保險公司，既減少平台的溝通成本，又能加快理賠進度。平台代理人當場承諾，24小時內提供所有所需材料。

平台的配合讓調解迎來轉機。拿到吳某的派單、跑單記錄后，張蘭君立即整理成冊，同步發送給保險公司和周某，還幫周某補充提交了康復治療証明等材料。

此時，張蘭君再次聯系保險公司，依據《保險法》第23條“保險公司應在收到理賠申請后30日內核定責任，達成協議后10日內履行賠償義務”的規定，推動保險公司給出明確答復：“在線簽署理賠協議，協議生效后10個工作日內，將20萬元賠償款直接支付給周某。”

最終，三方達成一致：保險公司按“新職傷”保險約定賠償周某20萬元，吳某無需額外支付費用，平台也不再承擔賠償責任。

調解員張蘭君協助當事人簽署人民調解協議。受訪單位供圖

“原本以為要等半年才能拿到錢，沒想到調解這麼快！”周某激動地說，“心裡的石頭終於落地了！”

“我們不僅要‘一案一策’，更要確保群眾每一件訴求有回應、有著落。”徐匯區司法局黨委委員、副局長聶元軍介紹，針對新業態從業者“時間碎片化、法律需求具體”的特點，徐匯區在整合人民調解、法律援助、律師咨詢等資源的基礎上，專門組織勞動糾紛調解隊伍，依托“三所聯動”“訴調對接”“簡案快調”等機制，讓糾紛盡可能在訴訟前端化解。同時，還通過場景化普法，講解“履職風險防范”“保險理賠流程”等高頻問題，推動部門間信息共享，廣泛發揮社會各方主體在矛盾化解、社會關系協調方面的積極作用，讓調解更有“底氣”。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